舒芜／口述 张均／整理 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笔者因研究当代文艺运动的疑难，前往位于皂君庙的中国社科院宿舍拜访舒芜先生。舒先生时年已八十六岁高龄，行动不甚方便，但舒先生闻知我来自他父亲方孝岳先生工作二十余年的中山大学，家乡又与孝岳先生晚年生活的地方（湖北五三农场）近在咫尺，谈兴甚佳，从胡适到朱光潜，从冯雪峰到周扬，从胡风到鲁迅弟子，忆往念昔，不少内容是难得一闻的文学史知识。孰料一年后舒先生遽归道山，现据录音资料将当日舒先生所谈择要整理成文，以飨学界，并借以表达对舒先生的追思之情。 一 胡适和“胡适派” 我们那代人对胡适的看法是有变化的，也可以说是大时代变化的反映。这种变化有三个阶段。最小的时候，我接触的新文学书比较早，那时候不分黑白左右，都很尊敬，我家里《胡适文存》都有。后来“左倾”了，马克思主义了，当然就不信他了。那时候认为我们是“左翼”，胡适是“右翼”。在抗战时期那个阶段，整个是反对胡适的。可以说一直到“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才慢慢地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认识方法的变化，慢慢回归到比较端正的看法。 胡适的影响当然是大的。不管怎么说，是大的。反过来看，也可以知道。解放后批胡适的时候，因为《红楼梦研究》讨论，发起批“胡适派”，各行各业都批“胡适派”，从反面也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大。“胡适派”这个说法……动不动喜欢说这个“派”那个“派”，他自己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的所谓“派”，是猜的或者编的什么派，他有他的技巧。有些人他称之为什么什么派，什么联盟。“联盟”就是“派”，不一样，他也把他们抓到一块儿……“章罗联盟”，章跟罗呀在民盟内部矛盾很大，都知道的，他也绑到一块儿来……他就不叫“章罗派”，他叫“章罗联盟”。“高饶联盟”也是高岗、饶漱石，他们不叫“高饶派”，意思是说你们虽然不是一派，但是联盟的。所以他的编排有他的道理。“胡适派”一方面可以说是派，是联盟，另一方面，是用个大袋子把这些人装在一起。其实从反面来说，也可以说没有“胡适派”。所谓“胡适派”，好像《封神演义》上的一个法宝似的，一下子抓在一起。实际上是把他心目中不认同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称为“胡适派”，捆在一起打。其实没有一个“胡适派”。当然，过去三十年代文坛上，从“左派”的眼光看，也可以说有一个小小的“胡适派”，有新月派、新月社，包括徐志摩这些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罗隆基等也都在内，是以新月书店为阵地的一些人。毛泽东所提的“胡适派”比这范围大，差不多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都把他们叫做“胡适派”。“胡适派”其实并不存在。……你是党以外的人，你不服我……称为“胡适派”。这个策略很妙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胡适在解放前的影响是最大的。从广义上说，从代表着科学和民主的意义上讲，胡适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在文学上，胡适是通过新月派发生影响的。新月派很快就分化了，徐志摩是个核心，徐志摩一死差不多就散了。京派不一样，它是北京的一些人，相对于海派而言的。海派并不专指“左派”。鲁迅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比较来说，京派有点阳春白雪，海派有点下里巴人。京派比较高雅一点。在一般的文学青年里面，比较起来还是海派影响大一点。北方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南方是这样。京派最大的旗帜性人物可以说是周作人。真正搞理论的，就是朱光潜。搞创作的，就是沈从文了，再加上曹禺也是。曹禺的剧本就是沈从文发表的，他也可以说是京派出来的。周作人和胡适两个人之间并不是很亲近，来往并不多。 新月派之后，胡适在文坛影响上不大，他起的作用已经过去了。当然算是个元老。他关于“死文学”“活文学”“国语文学”等提法就显得比较浅了，不那么深了。朱光潜是自由主义文艺的大理论家，他和胡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思想上整个地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这一边。我们那时候作为“左派”青年，把胡适直接地看成一个竞争对象。我年轻时写杂文，主要就是批判两个人，哲学上是冯友兰，文艺上就是朱光潜、沈从文。 朱光潜跟我有家世上的关系，他是我们桐城的前辈，我们两家还是有来往的，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一直批他，但没有见过面。后来很迟了，“文革”后打倒“四人帮”了，才见了面。朱光潜和国民党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后来批他的时候讲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他和国民党的关系是这样的，当时大学校长下面设有三个职务——总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管后勤、行政，教务长管教学，训导长管学生。这些重要职务绝大多数是被国民党控制住的，也不一定都是；朱光潜在武汉大学里当的是训导长。后来国民党为了加强控制，设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大学的训导长都叫去受训，就把朱光潜也叫去了；叫去之后，朱光潜好像成了一面旗帜，好像天然的一个安排，变成了三青团的一个监察委员，后来又变成了国民党的监察委员。级别很高，所以解放后就把他压得很低，因为他有一个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看《参考消息》上讲的，他本来是一级教授，解放后重新评教授，最初把他评成了七级教授。后来又调整过来了，还是一级教授。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朱光潜、沈从文等批“左派”文艺很厉害，那时他们想搞一个第三条道路，在国共两党之外搞一个“第三条道路”。有一点点背景，大概是《大公报》、国民党“政学系”。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打得很厉害，这些人想搞出一个“第三条道路”出来。从共产党看来，这些人是敌人了，因为国民党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人了，从理论上可以称为敌人的，就是这些人了。共产党没有把朱光潜和国民党看成一样，对国民党已是“武器的批判”，这些人才是“批判的武器”。那时候国民党已不成其为理论批判的对象了。不管当时内战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但当时左翼青年觉得，好像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问题不大了，那时候写文章就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国民党在理论方面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朱光潜比较被动，他在理论上、文化思想上与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国民党在理论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人，什么张道藩这些人是不成气候的。后来比较在理论上有点气候的是共产党的叛徒叶青，但国民党也不怎么重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