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和挑战，人们试图用一个更为科学、准确、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取而代之，并为之付出了不少努力。“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的相继提出，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些新出的概念无论曾经多么红火、多么眩人眼目，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面前，这些概念都显得有些短命。除了各种难以改变的积习之外，这些新出概念的自身缺陷也是它们短命的主要原因。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再去用“20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从常识上就很难通过了，所以，“汉语新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得以提出并产生共鸣。与“20世纪中国文学”相比，“汉语新文学史”并不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目的，而是把两个独立的学科——“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从而拓展出新的阐释空间。这一初衷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兴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并展示出了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但是，必须看到，“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研究队伍相互重叠、交叉，就从创作来看，二者也存在互动关系：如现代文学史上的“留学生文学”，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作家的迁徙，很多大陆作家移居港台或国外成为华文文学作家，像现代的梁实秋、张爱玲，当代的北岛、高行健等，都成为“华文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说，“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根本不存在清晰的学科边界。但长期以来，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极力凸显“华文文学”学科的独立性，甚至以消解“中国中心论”、“大陆中心论”的名义建构“华文文学”的独立王国。这样一种用意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华文文学学科逐渐强大之后，这种人为的分离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就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写作而言，其中心在中国大陆，这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欧美的华文写作也能够产生出优秀作品，有些作品在质量上超过了大陆作家的作品，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大陆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说，大陆汉语写作的中心地位，不是一个文学质量或创作水平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域和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市场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最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不一定产生在中国本土，但中国本土(含台港澳地区)却有着人数最多的华文文学读者群，最为广大的华文文学图书市场，以及最深厚的华文文学背景”[1]。简单地说，中国本土以外的汉语写作，其根基在中国大陆，所以，不顾及这些实际情况，简单地将“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隔开来，必然造成对一些基本事实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新文学史”的概念就避免了这一不足，它把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写作(含中国本土)看作是一个有着密切关系的整体，在研究中超越地域的界限，进行综合考量和评估，无疑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惊喜。 “汉语新文学史”突出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汉语写作中的中心地位，这是这一概念最为核心的精神，也必然是它最招致非议的地方。这一概念有意突破国族界限，以“现代汉语”(白话)为基本的立足点，在世界范围内恒定“汉语新文学”的成就，考察其演变轨迹。这看上去很符合全球化的时尚与潮流，但在这概念背后，恰恰有着另外一种怀抱，这也是这一概念最让人心动的地方。朱寿桐教授在解释为什么要写一部《汉语新文学史》时说：“目的不仅不是所谓的‘消弭国族意识’，而是相反，要从世界汉语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突出和确认习惯上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部分，从而有效地凸显出处在现代化变革中的中国本土文学建树和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主流地位和先导地位。以此为核心，理清汉语新文学向台港澳以及海外辐射的层次序列。”(朱寿桐《汉语新文学史编写指导思想》，电子稿)这样一种诉求，体现了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也符合汉语新文学的发展实际。尽管长期以来不断有人批判华文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中心/边缘”模式[2](P4-5)，但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华文文学无论是在汉语的使用上，还是在文学思想和审美风格的追求上，都体现出了大陆主流文学的辐射作用。当然，这里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互动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不断汲取异域质素，并向外扩张，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向海外华文作家靠拢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夸大这种靠拢的力度和影响。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虽然追慕西方，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植根于本土文化、应对中国现实的文学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脉传统，然后再不断地向外辐射产生影响。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汉语写作中的核心地位是历史铸成的事实，尤其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汉语文学与五四以来的大陆新文学更有着密切关系。一大批现代作家曾经辗转于这些地区，直接将新文学的传统带到了这里，培育了一批新文学的作者。以台湾为例，当五四文学革命爆发之后，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于1920年创办了《台湾青年》，引发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1923年，东京又出现了《台湾民报》，报纸采用白话，宣传大陆的文学革命。所以在海峡两岸，文学呼应联动，而大陆往往处在领先的位置；香港的情况与台湾也十分相似。而身居异邦的华裔作家，每每魂系祖国，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并将所思所感渗透到他们的创作之中。所以中国本土即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根基，也是他们情感和思想的泉源，其位置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汉语新文学史”可说是整合世界汉语写作的一个理论平台，它不仅有助于对已有文学的研究，对世界汉语写作的发展也一定会产生某种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