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6-0104-11 《汉语新文学通史》[1]的出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领域的新现象，我认为有探索性的意义。现在要注意其“三大板块”、“角色承担”和“民族性”等问题。 一、汉语新文学的板块现象 汉语新文学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是历史形成的，是其重要特点。编写汉语新文学史总是希望把分散的汉语文学进行统合，使得汉语新文学的历史能够连成一个整体。但是，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汉语新文学，因为地缘、历史、社会、文化、人情、风俗等的差异，又因为相互的交往、交流并不密切，有时则各自独立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和独特的历史。好比地球上大陆本来是相连的，因为地壳运动而分裂成几个大的板块，向不同的方向漂移。 今天世界上的汉语文学大致分为三大板块：大陆文学板块、台港澳文学板块和海外华文文学板块。它们有血缘关系，但总的说来相互联系不多，相互影响不大，更没有统属关系。既相同又相异地构成各板块汉语新文学间相互关系的特点，使得有人对它的阐释强调其相同一面，有人则更注重其相异的一面。两种阐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事物自身有两重性。但我认为，更要重视相异的一面，因为相异才是各板块自身的特性、个性，是我们最该把握的。揭示各板块分散、隔离的历史状况，更有利于认识它们不同的发展背景、境遇和特色。尤其在对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还不敢说已经很深刻了的条件下，这更为必要。比之把几个板块拆散混编，使其特性模糊了，于认识的深化也更有利。 在三大板块中，大陆板块是主体，这里是汉语新文学的发祥地，是汉语新文学的源头，几十年来它也曾贡献了内容丰富的创造。但是主体不等于中心，真正的中心不是看地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汉语使用历史的长短。中心对外围和边缘应该有大的影响，甚至能够起引导的作用。如果对外围、边缘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影响，那么虽然互有联系，还是不能成为中心的。1949年以后，政治地缘上形成了两岸四地的局面，基本上相互隔绝。长时间里大陆文学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怎么可能发挥中心的作用呢？这也是我不主张把两岸四地的文学硬生生地拆散混编的一个原因，不如分开个别叙述，倒有利于更清晰地反映各板块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特征。 二、三大板块的角色承担 评论汉语新文学的三大板块，当然要用统一的文学标准；同时还要有针对不同对象的特殊标准。因为形成三大板块，总有其历史的原因。历史赋予了各板块不同的使命，它们各有自己的“角色承担”，即在汉语新文学大格局中，各扮不同的角色，各角色又都有自己的使命。这样，对不同角色的评价标准也就应该有所区别。正如我们不能用丑角的标准去衡量旦角或老生等其他角色的表演。 汉语新文学以大陆板块为主体，那就应当审视它的主体作用发挥得如何。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艰难之路，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多少成绩可言，如“文革”十年；而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大多恰是1949年后才有更大的发展，成绩还很显著，某些时期、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大陆文学。这就是说，大陆文学也有未能完成自己的角色承担之时。通常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就大陆文学谈大陆文学；而编写汉语新文学史，就不能仅仅如此，应该三个板块互为参照系。常言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判断”，编写汉语新文学史客观上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人之短可能衬托出我之所长，他人之长也可能反衬出我之所短。这样的相互比照，我想这是汉语新文学史的很大的优越性，可用以推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若不去发挥它的互为比照的长处，那是很可惜的。 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也各有其角色承担，同样也要考察它们各自完成角色承担的状况，不能只停留在作家作品的评论之上。有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文学成就可能不很高，但却很好地担负起了角色使命，在传播民族精神上起了重要作用，发挥了超越文学的多方面的作用。要对这些方面的贡献作必要的描述和应有的评价，阐扬其意义。华人怎样把汉语新文学带到世界各地，怎样在异国他乡克服困难坚持华文创作，起了大陆新文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应该多收集这些方面的历史资料，作适当的描述。现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史学家为了准确、鲜明地记述自己认为真实的历史，大都要对史实进行选择、取舍。有闻必录，看起来很客观、公正，却可能反而遮蔽了真实的历史面貌。举个实例：澳门挨着珠海，澳门的面积比珠海小，澳门新文学的历史也很短，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才初见规模(而且这个规模也不能算大)。但是，在新近出版的朱寿桐教授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中，记述、评论了澳门新文学，对此给了一定的篇幅。15年前，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有澳门文学的专节。反之，不要说珠海，就是广东省的文学，在上述文学史著作中却并没有多少痕迹，尽管广东新文学的历史比澳门长久、丰富得多。这是不是对澳门的偏爱呢？不是。因为澳门虽然很小，文学的成就也不能说有多高，但是有其特殊的角色承担，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角色的重要性不能单纯地用面积的大小、历史的长短、成果的多寡来衡量；更要看这一地区在世界、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发展关节上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和香港一起写下“殖民地回归”这浓重的一笔，是反映一个大国命运兴衰变化的典型实例。这方面的价值是许多比它大得多的地区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也正因此，这里的文学状况也成了汉语新文学中值得关注的方面；必须要记载它，才不致于遗漏了重要的历史关节，才能把历史的要点凸显出来。多给它一些篇幅，写得细致些，不是偏爱，而恰是为了显示历史的真实性，也才能更具客观性。对于历史的编写，有时候不能讲绝对的公平，不公平反而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