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化的批判由来已久。威廉姆·拉尔夫·英奇曾经批评：工业革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野蛮主义，全无过去的根基；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并非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所处的人文教育，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欧洲文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教古典作品，不教圣经，教历史也不考虑任何后果。更严重的是，没有社会传统，现代城里人是无根基的①。英国“花园城镇”运动的创始人埃比尼泽·霍华德认为：大都市是公开的罪恶之城，让如此多的人拥挤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因此他在1898年提出了制止伦敦发展的计划，随之形成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②。中国的一些作家更是有个“贵乡村、抑城市”的传统：或出于“三纲五常”诸端规约使得一个读书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脱离乡村，或出于传统中的贱商重农，或出于读书人作为乡村“叛逃者”的一种复杂心理——赵园曾经谈到知识分子在面对城市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乡村的一种歉疚之感：“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居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③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似乎是一个必然要格式化的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家不遗余力批判的事物。 一、城市化批判的四个角度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有的批判者是从城市化下的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为着眼点，其中最用力者当包括张炜。在他的《刺猬歌》中，野性而温存的棘窝镇因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里面装了他从洋人那儿弄来的放屁的机器”，“山地和平原的人从今以后只要一抬头，就会看到那片隆起的黑灰色建筑群，并看到从许多突起处、一些小孔，冒出一股股一绺绺紫色的烟雾；只要一仰鼻子，就会闻到一种熟悉的巨大气味”，从此“人们进入了真正的沮丧期，他们彻头彻尾地沮丧了。……因为一种弥漫在大地上的、无休无止的、羞于启齿的、古老的——气味……”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刺猬歌》的文字是针对城市化造成的工业污染，那么有些作品则是极尽了城市“吃人”的罪恶，例如《太平狗》。在通过一只狗的遭遇揭示人性的罪恶或曰城市的罪恶方面，少有作品能够和陈应松的《太平狗》相比肩，小说对“太平”的忠义和人心的冷漠的对比刻画震撼人心。一条叫“太平”的神农架纯种猎狗（即俗称神农架“赶山狗”）本来宁静安详地生活在神农架山村，但是，当其主人程大种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去武汉打工时，它竟然恋恋不舍，即便被主人恶打，仍执意追随，最后被踹昏后装入一个蛇皮袋子才带到了汉口。结果，“太平”在城市里遭遇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摧残——开始是主人在自身没有生存之计的情况下投奔亲戚，遭遇姑妈的谩骂，“太平”也被抛弃和凌辱；万般无奈下主人把“太平”卖给了以杀狗为生的狗贩子，被囚禁在笼中等死。小说描写的囚笼中狗们的生存情状之惨烈让人不忍卒读，由于环境恶劣，狗与狗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暴发的恶斗更让人头皮发麻。就在“太平”命悬一线之时，一个当年曾经到过神农架、认识这种赶山狗的知青，把它买下了。但是，在城市养一条狗比在山村难多了，这位下岗的、处在生活最底层的老知青养不起它，只好送给了一位身有残疾的朋友，朋友也无法养活，竟又遭遗弃。在“太平”仓惶流浪的日子里，它历尽一切城市的暗算，但始终要寻找主人的踪迹。最后在一个工地与程大种偶遇，主人感慨万千，但恰恰由于“太平”的出现，使程大种丢掉了工作。他又被骗到一个有毒的工厂做工，那里嗡嗡作响、气味刺鼻，味道比神农架令人惊骇的瘴气凶悍一万倍，里边的工人永远没有出离的可能，只要有病就被扔在一个肮脏处被老鼠啃啮。“太平”倍受恶打、凭藉智慧而脱逃，屡救主人而不遂，主人最后丧命，“太平”伤痕累累地回到故乡神农架……这是一曲感人的动物之歌，同时陈应松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城市的罪恶。“太平狗”的绝无“太平”在这里其实就有了一种喻指的作用。在作品中有描述程大种看到的城市“实况”的一段文字： 一辆大卡车撞瘪了一辆小汽车，死人血淋淋地从车里拖出来。刚才还是个活人，瞬间就成了死人，比山里的野牲口吞噬人还快呀！一溜的红色救火车催逼人心赶往一个地方。两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男人无缘无故地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看热闹的人刹那间围了过去，像一群见了甜的山蚂蚁。一个挑担小贩跑黑了脸要甩掉一群城管。城市里充斥着无名的仇恨，挤满了随时降临的灭亡，奔流着忐忑，张开着生存的陷阱，让人茫然无措。 贾平凹的《怀念狼》则独辟蹊径，从城市造成的“人种退化”的忧虑来声讨城市： 清晨对着镜子梳理，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照照，我就讨厌了我自己！遗传研究所的报告中讲，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不再长出胡须。看着坐在床上已经是三个小时一声不吭玩着积木的儿子，想象着他将来便是个向来被我讥笑的那种奶油小生，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悲哀。咳，生活在这个城市，该怎么说呢，它对于我犹如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身子，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魂而使我丑陋着，可不要了这个身子，我又会是什么呢？ 在作家笔下，城市化和人种退化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被作为最重要的原因或条件，对城市的批判正是建立在人种退化的担忧之上。 当然，从城市吞噬乡村、使人们失去土地失去“根”的角度（即从精神性出发）批判城市化者更多。如果说艾青的土地是“被暴风雨击打着”的“饥馑的大地”，张炜、贾平凹、韩少功、李佩甫、陈启文、赵本夫等作家笔下的土地则是正被城市鲸吞蚕食的失去野性的土地。20世纪80年代初，张炜眼中的大地是一块笼罩着明媚的乡愁的完整大地，是一种纯粹的心灵世界，苦难失衡的心灵天平总能在强大的自然之境中得以平复；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看到了积累的难题太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而且历史又是惊人地相似。我们笑都没有功夫。我们需要思索了，需要另一种回顾”④。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一些毒素、一些悲剧的种子就种在血脉中，在一个适宜的气候下随时会疯狂滋长、泛滥成灾，于是，《古船》诞生了。《古船》之后，张炜的创作出现了明显转向，《九月寓言》应该是其“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开端，张炜再一次“脱胎换骨”，从《古船》的文化批判走向了退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即是经济的转轨带来的对于地理空间和精神疆域的强大破坏力，人性的贪婪和新的意识形态媾和，对历史的一切审思和借鉴似乎都失效了，退守似乎是惟一的“无为之为”。《你在高原·西郊》中的“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厌恶的城市，但是“我”对未来惶恐焦虑，“作为一个生命，我宁可是一棵树；可是一棵没有根的树到底能活多久？”⑤在千篇一律的都市中，盲目地追名逐利的现代人就像失去了根脉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