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村相关的小说，在称谓上是最为莫衷一是的了。根据互联网上最通行的搜索引擎“百度”在2010年5月19日的显示，按照相关网页数量可知这些提法的集中程度，依次有“乡村小说”(一千七百八十万条)、“乡土小说”(六百八十一万条)、“农村题材小说”(近一百七十四万条)等。几个权威的中文专业数据库中也是这样的次序。但此文题目叫做“论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并不是因为“乡村小说”通用程度最高，而主要是出于“视界融合”与“正本清源”的考虑，其针对性则体现为两点： 第一，“乡村小说”的说法更显得朴素自然。乡村是实在的，不是梦，本应是无辜的，本不需要强加额外的浪漫，它只能抱定本土的农民的生活逻辑而一再接受着历史和时代的不断试错，它本身没有主体排斥意味，近代以来，只是它无可逃脱地变成了从文化与文学的“启蒙”到政治与运动的“革命”和“建设”的意识形态实验场。而“中国式的乡村小说”就是呈现这一实在的乡村的自在形态和遭遇的小说。 第二，长期以来文学创作界和研究界对“乡土文学”和“乡土小说”的理解过于宽泛，应该廓清其中“梦”与“非梦”的界限。而笔者所理解的“乡土小说”则属于“中国式的城市文学”①。 “乡土文学”与“乡村小说” 所谓“乡土文学(乡土小说)”，是以较为显明的先验的情感态度和意识立场来表现乡村，而与乡村实际的自在生活本相尤其是本然性的现时乡村文化形态不甚相关的文学(小说)创作，乡村并非彼时在场。 如果再细分的话，大致有两种“乡土小说”类型：一种是完全站在乡村之外或超越于乡村之上批判和俯视乡村，视乡村为落后愚昧麻木的非人性之所，五四“启蒙”时期的“乡土小说”的特色就在于此，可称之为“启蒙乡土小说”；另一种也由来已久，并在近年来备受推崇，主要是以乡村想象之安宁美善来反衬城市现状之惶然丑恶②、以民间的经验/超验世界来抗衡主流的现代/现实世界的创作，是“乡土文学”成就最突出的部分，它虽然主要选择“乡村”作为表现对象和想象空间，但它的主体精神的实质是对城市文明的厌弃和批判，不妨暂定名为“精神乡土小说”。这后一种即所谓“精神乡土小说”的创作者，面对与梦想异质的强势文化形态的挤压，以自觉的人文意义上的“乡土魅性”的烛光，照亮想象的故乡的精神“小庙”，其实是为了映出城市文明的匆忙追随“历史进步”的阴影。以乡土精神来反衬、反对和抗击城市文明的情绪理念，也无疑是“城市文化”的产物。因此这两种“乡土小说”，它的创作主体的立场都不在实际的乡村，而是在能够检验乡村“不幸”、“不争”的现代城市文明标准持有者一方，和以“乡下人”、“地之子”自居的城市居民自身。乡土文学中的“乡村形象”，是被看、被想、被梦到的甚至是从活体上被解剖剥离开来的想象之物，它来自城中人对故乡的诗意化的精神归宿想象或者先验的“哀怒”情绪、“救助”倾向，表达的是一种主观性的情感和理念，应该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而作为乡土文学主力的“乡土小说”，也就应该是“城市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20世纪国外的情况看，与乡村有关的较早的名作也有类似的分别。举例来说，1917年，丹麦作家彭托皮丹成为欧洲最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乡村小说”作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以丰盛的大自然意象、浓郁的乡间文化的气息和多侧面呈现当时丹麦乡村的社会生活的作品，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三年后，诺贝尔文学奖再次青睐北欧，授给了以“里程碑式的作品”《大地的果实》而胜出的挪威作家哈姆生。哈姆生的鲜明态度是，乡村生活的原始文化和城市工业文明势同水火。这部小说以乡村英雄的极端的言行，极力反抗现代进程，标榜其实已经面临崩溃的农耕生活。过于专注地把持着强劲的敌对立场的哈姆生，使他的作品在丰富性上略显单薄。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张炜、李佩甫等人的一部分长篇小说，在文化立场和情绪表露上与此颇为近似。在笔者看来，西方最杰出的乡村小说家，是与彭托皮丹、哈姆生两位作家同时代但是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托马斯·哈代。《绿荫树下》、《远离尘嚣》、《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等名作告诉我们，乡村小说作家须具备多重至少是双重的体察乡村的心灵之眼：一方面“具有哈代特色的长篇小说是根据口述(或吟唱)那样的故事构思的，至少不是根据文学故事的要求构思，它是传统的民谣或口头故事，以现代散文的形式扩大而成的”③，从而他成为英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遗腹子，是古老的人文信仰的秉承者和乡间习俗的深爱者；另一方面又不是单面的留恋和死守，他以深藏的悲剧痛感做了一个传统魅性文化消亡的见证者，也以并不刻意隐匿的情节人物和氛围呈现了一个象征着清新、纯洁、天然的人情味“文化原型”，更鲜明的成就是哈代写出了这个“文化原型”被现代文明所污染、撕裂、侵蚀和扼杀的真切的世情。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乡村”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文学对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致上对乡村是怀有情义的，它可以用来作为人生和仕学之途上命有所托的避难之所，它是多数叙述者的实际上的和精神上的“原乡”。据赵园研究，这情分里还有一种“微妙的亏负感”，这“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④。“乡土叙事”与“乡土抒情”在古代诗歌中尤其发达，粗翻一遍文学史书就能明显见到，从《诗经》开始，到汉唐宋元明清的多种诗词曲甚至小令都不乏“农事”诗和“悯农”诗经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