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①。那么，在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格局中，它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本文尝试着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笔者认为，在研究基督教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问题时，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代文学创作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模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与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是全然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接受模式中，基督教文化对创作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 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作品尽管很多，但如若以作品的艺术内涵构成为中心来考察，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转化大抵不脱以下三种基本模式：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接受；以文化价值为中心的接受和以信仰为中心的接受。本文将在辨析各接受模式的基础上探讨这些模式可能带来的美学效应。 一、意识形态的打量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接受、融会，是我们首先需要谈到的一种模式。大部分当代作家触及与基督教相关的题材时，通常都会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打量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与现实政治体制时常表现出疏离性、异质性的宗教文化精神，并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基督教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性关系。 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创作中关于基督教形象叙写的主流模式。一般地说，该模式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政治立场上的批判。作家往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基督教信仰展开批判，揭示其作为“精神鸦片”的荒谬性。另一部分则是被伤害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新中国的作家们乐意强调指出，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事实上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密不可分，基督教会往往便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之一。基督教会那口口声声的“爱”与“超越世俗”，不啻是一种反讽，这种伪善给中国人民、给教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它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情感的二元复合叙事，表面上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政治立场的批判，但实际上却流露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情感。 大部分当代作家在涉及基督教题材时都显示出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情感的二元复合的叙事特征，甚至像冰心、老舍、穆旦等人，尽管其过往的创作常常表现出与基督教文化较为亲密的关系，但他们建国以后的创作也自觉选择了二元复合的叙写模式②。 这种二元复合的基督教形象叙写模式尽管在政治立场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它对于文学创作却明显存在着某种消极影响。因为在这种写作模式中，不管作品的故事情节、主题如何变化，其中有关基督教内容的描写，则是早已决定了的。这就常常诱使作家不是深入地去考察基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内在冲突，而是根据某些政策条文在外部对基督教信仰进行肤浅而粗暴的贬抹。王蒙的《青春万岁》与鲁荻的《“圣战者”的覆灭》等是这种叙写模式中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作品。《青春万岁》是一部表现建国初期青年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的小说，笃信天主教的少女呼玛丽则是小说中落后青年的一个重要代表。但作者并不以一种嘲弄的口气来描写呼玛丽的信仰，相反，他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她善良而孤独的内心世界。总的说来，小说并未完全贬否呼玛丽信仰的价值，且肯定了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除了上述主流的叙写模式，当代文学也产生发展了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性的基督教形象的叙写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的“信仰批判”模式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像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维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等，尽管从立意上说，也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比较共产主义信仰、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力图解释基督教信仰及其他宗教信仰虚幻的性质，但它们在表现形式上与前述的主流写作模式有了很大不同。它们不但将基督教信仰视作一种自然的信仰方式（而不是从民族情感的角度出发予以排斥），它们还揭示出，基督教信仰确能为苦难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女主角南珊曾就她的基督信仰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还应该感激一个不可知的力量。是他在我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使我非常感激。这力量是伟大而神秘的。有人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意志，有人则说那是一个公正的老人。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一切。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因此，尽管我不可能见到他，但我依恋他，假如他真的存在，那么当我终于有一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为我自己，也为他所恩赐给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个儿女的敬意。③ 当然，就“信仰批判”的写作来说，肯定基督教信仰某种程度的价值意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小说的要旨，是要揭示在信仰的碰撞过程中，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价值意义。礼平在小说最后强调，“在信仰问题上，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更好的传统”④，人们应当回到“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观念都是不相悖的”自强不息的信念中去⑤。随着基督教信仰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地位作用的日见显要，“信仰批判”便成为了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较重要的创作模式。 当代文学中还有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基督教形象叙写模式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逆向式的政治批评”。在这种叙写模式中，作者比较基督教文化与现实政治文化现象相近或差异的成分，从基督教文化中提取问题意识，对现实政治问题、对我国现实政治中某些不合理的成分、甚至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部分问题，进行严厉的批判。穆旦文革时期的创作，绿原的《重读〈圣经〉》⑥以及竹林的中篇小说《地狱与天堂》，王蒙的《十字架上》⑦等都是这一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其中，穆旦作于1976年的《神的变形》尤其值得重视。诗歌抒写了宇宙中神、魔、人的斗争和其中权力作为永恒法则的操纵力。最后，诗歌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