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1-0105-05 报告文学这一特殊的文体，其特异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既文学而又非虚构的独特体性。它的非虚构性，决定了报告文学与现实对接的直接性。社会的特殊存在通过作家的写作取向，制导着报告文学的生成或流变，因此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可能就是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史，而另一方面社会存在与时代的精神风致，规定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主题提炼，甚至是它的叙事样式，这样报告文学史也就具有了社会发展史的某些意味。这些正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不可忽视的基本面。 新中国60年报告文学史高清地留存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息图景，两者之间的关联紧密而特殊。对这种关联性我们可以作多维度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是从叙事模式的变化看取其关联的具体景象，并且解析叙事变化的文体意义。从文体论的常识看，一种文体的基本功能以及相关的形式配置，与这一文体发生时的特殊需要是相关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文学样式，是伴随着近代新闻的发生发展而生成的。其起始担负着为在野阶级发言的职志，意在揭示社会的本相，暴露现实种种非理性的存在，所以捷克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以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体”。中国发生发展期的报告文学，如梁启超、黄远生、夏衍等人的作品就以主题深刻的批判性，在报告文学史上确立了自身重要的地位。1936年夏衍推出的《包身工》，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文体范型的意义，其非虚构的真实性、形象生动的文学性和深刻精警的批判性，构成了报告文学文体的“三元要素”。但近现代时期报告文学的这种历史生成性，在进入当代语境后必然地被时代的总体主题所改型，时代精神成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而时代精神的推演变异着报告文学的文体存在。当代60年报告文学，如果从叙事模式变化的角度观察，大致经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情书写、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启蒙解说和90年代以来的中和叙事这三个阶段。这三种叙事的样态，在我看来可分别指称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和文体本位叙事。 一 20世纪50年代新生共和国的报告文学，其基本主题有两种，即为歌颂“最可爱的人”和歌颂建设新成就。这种歌颂既是现实的反映，同时更是时代的需要。志愿军战士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牺牲精神，自然应当为报告文学大书特书；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感奋人心，报告文学应当迅捷地加以报告。而歌颂之于新生的共和国尤为重要。这符合历史的某种法则。新生的中国需要通过对自我的肯定表达其立国的合法性，由此统一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凝聚民心建设祖国。这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是一种非常逻辑化的选择。这样歌颂所当歌颂，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中心化的时代，就成为不以作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主流意识形态意志。尽管五十年代中期受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干预生活”主张的影响，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题旨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但很快作者和作品因“不合时宜”受到否定。这样的情状已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意识形态需要了。以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们可能会对历史存在多了一种走近历史以后才有的理解。五十年代报告文学歌颂性的“公约”，也来自对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继承。从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内在品质看，五十年代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只是一种“转场”。报告文学的歌颂要求是解放区对这样文体功能的一种预设。在延安解放区，正如著名报人赵超构所观察到的，“小说虽然荒凉，报告与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1]当然，报告文学歌颂的“转场”是一种“放大”，由局部的区域性设置变为了国家整体的文学基本策略。这样报告文学的歌颂性书写也就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叙事。 “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2]具有某种功能特指性的文体，更是这样。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形式通常至少是一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批评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在选取一种形式时，作家发现他的选择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受到限制。他可以融合和改变文学传统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本身以及他对它们的改造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意义的。一个作家发现身边的语言和技巧已经浸透一定的意识形态感知方式，即一些既定的解释现实的方式。”[3]文体是具有复合构成的形式，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更体现出意识形态的某种倾向。从它发生初始可见，这一文体明显地表达在野阶级的意愿，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又负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报告文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浸透”，规定了它“解释现实的方式”。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激情书写，正是这一文体主流意识形态化的重要表征。所谓激情书写，其价值取向是正面歌颂，其文体形态是通讯化，表达景观多抒情性文字。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激情书写的典型文本，是50年代影响甚大的“朝鲜通讯”的代表作。通讯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体分属时常是跨类的，我们指称它是报告文学，但在很多通讯选本中都收有这篇作品。通讯作为一种新闻体裁它不同于消息，具有很强的主体抒情色彩和形象性，走向了文学，所以我们会将其归为报告文学一类；而通讯又和报告文学相异，它的新闻性，在新闻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功能规定中，它必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具有更多的宣传性、鼓动性。作品开篇扣题而来，以情领起：“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中间具体叙写松骨峰战斗等三个典型事例，以感人的实例讴歌志愿军战士崇高的爱国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最后以第二人称的排比语式，将抒情推至高潮，并揭示本篇的主题。“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的结构是通讯式的，导语式入题，典型化叙写，卒章显志升华主题，但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文学的感染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在特定语境中报告文学所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这样的叙事模式深具影响，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新时期初期的一些人物报告文学，新闻通讯的味道较浓，这种“跨体”的叙事样式，一方面可以表示报告文学体式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明这一文体独立性的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