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1-0101-04 一、一种错觉与宏观叙事 这或许是错觉？在上世纪90年代后日渐萎靡的报告文学，在新世纪以来似有卷土重来的复兴之势。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刘继明的《梦之坝》、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杨黎光的《惊天铁案》、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以及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涌现出的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使得一度枯草凋零的报告文学的园地里又喜现了大树成荫、繁花似锦的新局面。难道说，报告文学在经历了一场世纪末的甜蜜蜕变之后，在新的世纪再生了激情勃发的活力和勇气？这会是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今日的报告文学依然蛰伏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为什么在文学被完全边缘化的今天，报告文学更是被挤在于边缘的边缘动弹不得、呼吸困难，甚至被人宣称“恐龙已死”？ 是的，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确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名称的滥用。冯牧曾说：“有些论者常把报告文学这个概念，同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功能文学体裁等同起来。我却始终认为，在人类的文学史上，报告文学是一种新兴的、年轻的、同在先进思想指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文学样式，也可以说，报告文学，是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报道事业同时兴起又逐渐走向独立发展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①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语Report而新造的术语，大概，在外国字典上还没有这个生字。这种文学形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②报告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它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报刊业的兴起，出身于新闻，但比新闻走得更远，它要在新闻停止的地方前进，要在新闻沉默的时候发言，它的威力就在于它的深刻的批判性。新闻性和批判性是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然而，现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俨然漠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将“报告文学”装扮成一顶华丽高耸的帽子，竞相争戴。不仅是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扯起了报告文学的虎皮大旗，就连回忆录、口述史也冠以报告文学之名登堂入室。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的《2008中国报告文学年选》③编选的21篇“报告文学”中，如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多篇作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就是在历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篇目中，也有很多实质上不是报告文学而是纪实文学的作品，如《恸问苍冥》、《温故戊戌年》、《东方大审判》、《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等。大量涌入报告文学的异质成分，一面给萎靡不振的报告文学造就了虚假的繁荣态势，一面稀释了报告文学应有的批判的浓度，既模糊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也损害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事实上，如今的“报告文学”已成了无所不包的非虚构性文学的杂耍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异质入侵的虚假繁荣比锢守本质的寂寥，更为可怕。 是的，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确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还与当下报告文学的长篇多产有关，与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有关。宏大叙事的特点是高腔高调，以势夺人；多感叹号，多豪语宏论；宣传味浓，甚至有广告味。报告文学在其诞生之初，曾因它的及时、短小、灵活、尖锐，并极具战斗性，被誉为是文学的“轻骑兵”。但在这到处是虚高泡沫的消费时代，报告文学也如同用激素培植的蔬菜瓜果，迅速地“茁壮成长”起来，昔日的“轻骑兵”如今已俨然一副坦克、大炮的威武模样。宏大叙事的报告文学首先是规模上的巨大。例如，刘继明的《梦之坝》气势磅礴有51万字，杨黎光的《惊天铁案》洋洋洒洒有58万字。其次是空间上的辽阔。似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都走遍了全国，作品题目都赫然冠以“中国”为名，如《中国农民大迁徙》、《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中国婚姻质量报告》、《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等等。宏大叙事是一种叙事策略和报告方式，并不是说，报告文学就不能应用，问题是一旦成风，就会使报告文学变质变味。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用宏大叙事写出来的那些写高、大、全的英雄的小说。 造成这种宏大叙事的景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第一，报告文学作家们大多有一种“史诗”情结，力图以史家博大深远的眼光对某一重大题材进行全景式、纵深式的把握。这种情结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既是积极因素，也是负面因素。积极的一面是指，在“史诗”情结的激励下，报告文学作家更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聚焦和剖析社会重大问题。负面因素则是指，为追求“史诗”的恢宏场面，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在再现历史场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即虚构的成分。但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不是诗歌，报告文学区别于其它文体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它的真实性。虚构、夸张和想象都是报告文学的致命伤。报告文学作家充当了无所不知的“上帝”的代言人。 第二，在这个几乎是“时新日异”的读图时代，在洪水般的视觉文化的冲击下，大众的眼睛疲惫而麻木，已是波澜不惊，被排挤在文化的边缘的边缘的报告文学更是失去了冲击力，报告文学作家们不得不以重兵出击的方式来寻求轰动效应，往往将数十个事例捆绑在一起，集中轰炸。但这种捆绑方式，束缚了每个个案的生长空间，阻止了批判可能到达的深度。如《中国农民大迁徙》和一些颂扬某地改革开放的作品，虽然报告的人物、事件非常之多，但都流于表层的现象描述，各方都要照顾，面面俱到，而少有深入的内在剖析，因此掩卷之后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