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创作数量，总会有专家告诉你一个出入不会太大的答案，如鲁迅一生创作了多少万字，茅盾多少万字，巴金多少万字，老舍多少万字……然而，要是问郭沫若全部作品的文字数量，没有多少专家能答得上来。只要他真是专家，他就知道：郭沫若的大量佚作，多数郭沫若研究专家都没有见过。这里所说的“佚作”，是指《郭沫若全集》之外的作品。 2002年深秋，中国大陆在宣传郭沫若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披露一个信息：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已经“大功告成”，“《郭沫若全集》38卷全部出齐，为郭沫若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完整、宝贵的第一手资料”①。这一信息使熟悉内情的郭沫若研究者大为失望。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将要成为现实：这套《郭沫若全集》非但不是“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反而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与“历史编”和“考古编”相比，《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作品缺漏现象更为突出。仅本人已经搜集到的佚诗和佚文来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遗漏的文学作品至少有1600篇以上，随着我们辑佚工作的延伸，这个数量肯定还会增加，甚至会大大增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之外的这些佚作由于缺乏汇总和整理，更谈不上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了。多年以来，我们的郭沫若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作品遗漏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以往发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的基本把握多是很不完整的，其结论的科学性也是很难保证的。例如，世人只知《女神》收入了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但很少有人知道《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还发表了50多首诗作(与《女神》中诗篇的数量差不多)。这些佚诗具有多样的风格、体式和追求，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并不具有“五四”时代的时代特征，并不带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艺术倾向，也并不是饱含火山爆发式的激情。阅读这些佚诗，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更有利于揭示当时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多方面求索。再比如，郭沫若在抗战八年中发表各类演讲至少有110多次。目前本人收集到的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演讲稿(含摘要)82篇，但《郭沫若全集》中收入的演讲稿只有19篇。由于原始文献的不足，使得大名鼎鼎的演讲家郭沫若，一直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更没有郭沫若演讲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另外，对郭沫若各类佚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可以订正以往郭沫若研究文献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和细节。例如，本人借助于两篇佚文，解决了郭沫若究竟何时开始接触泰戈尔的问题，而从《郭沫若全集》中看到郭沫若自己的回忆有五种差别很大的说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而是关乎郭沫若新诗觉醒时间的大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已有成果的研究结论多是众说纷纭，似是而非。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既然郭沫若的大量佚作都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那就难怪普通人看郭沫若如管中窥豹了。 因此，郭沫若的大量文学佚作急需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佚作的有效利用和研究必将大大拓展郭沫若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丰富我们对郭沫若的形象认识。因为郭沫若佚作多是建国后的作品，所以这些文字对后期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复杂性将会获得更多新的学术发现。另外，由于郭沫若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因而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是郭沫若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而且对于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此数量的作品散佚在《郭沫若全集》之外，这是为什么呢？ 郭沫若逝世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编辑出版郭沫若著作，成立郭沫若纪念馆，供后人缅怀和瞻仰，指定周扬负责筹划此事②。很快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郭著编委会”)。197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编委会成立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编委会的组成人员名单： 周扬任主任，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有：于立群、尹达、冯乃超、冯至、任白戈、成仿吾、刘大年、张光年、李一氓、李初梨、沙汀、宗白华、茅以升、茅盾、林林、林默涵、郑伯奇、胡愈之、侯外庐、钱三强、夏衍、夏鼐、曹禺。编委齐燕铭同志已经逝世。③ 此后，郭著编委会又增加了如下人员： 副主任委员：石西民 委员：王子野、韦君宜、阳翰笙、吴伯箫、梅益、楼适夷、魏传统④ 分析这两个名单，能发现一些问题。第二份名单上的人主要是根据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需要增加的。石西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此前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他出任副主任便于协助周扬协调各方面工作。从其他人员当时的职务更能看出工作的需要：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子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阳翰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吴伯箫，协助吴伯箫负责办公室工作的楼适夷(曾负责出版十七卷本《沫若文集》)。只有魏传统似与出版工作无关，但他是郭沫若纪念馆组建筹备小组负责人，当时纪念馆的筹备归郭著编委会领导。 既然第二份名单主要是具体工作的班子，这也就说明，第一份名单的25人中有很多人可能是出于其他需要进入编委会的。那么，第一份名单是些什么人呢？——大都是郭沫若的好朋友。他们负责“考虑编辑出版的原则问题”⑤。然而，他们制定的原则，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不宜公开。印在《郭沫若全集》上的“出版说明”，是他们制定的可以公开的编辑出版原则；所谓不宜公开的原则，主要是这些爱护郭沫若的人，对于那些不利于郭沫若形象的许多作品怎么处理的原则。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份名单里的人最初讨论的焦点是出《全集》？还是出《文集》？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