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一次通信中，艾伟告诉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是《爱人》系列的第三部。那时的题目还叫《爱人再见》。艾伟说：“第三部年代跨度更大，它可以说是前两部主题的一个总结、综合及变化。它的容量更大一些，涉及的问题更广一些。所以，前两部小说就像两个柱子，像扎在土地中的桩基，而第三部是盖房子，是结顶。”尽管因为偏爱，艾伟决定将它从《爱人》系列中强行解放出来，但无论如何，一年后我见到了这个不止是结顶了的房子，恢弘之余，门楣之上的匾额，也被房东作了诗意的更改：风和日丽。 我提及这次通信，是想把那两部像“柱子”或“桩基”的长篇小说引入话题。毫无疑问，对于研读《风和日丽》，两部作为“桩基”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这不仅便于理解《风和日丽》的写作主题，也便于看清艾伟自己乐于强调的“叙事的最终方向”。 稍早发表的《爱人同志》讲述的是中越战争中致残的战斗英雄刘亚军的人生悲剧。这个小说展示了个人与历史的紧张关系：尽管他是国家英雄，尽管他与女大学生张小影的婚恋也曾被赋予“英雄+圣母”的神话光芒，但随着年代更替，他作为时代符号的意义不断被淘空，他不得不时时经受价值递减的精神痛苦：他的价值与日俱减，而他的痛苦与日俱增。他的内在生活与外部世界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他开始为最后的尊严奋斗：他拒绝了官商两家的拆迁条件，据守在黑暗的小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早的“钉子户”。当生命和尊严仍不足以阻挡历史的推土机时，这个不曾战死沙场的英雄，不得不在和平年代，在自家门口、众目睽睽之下绝望地引火自焚。稍后发表的《爱人有罪》则是探讨原欲与原罪的，探讨罪与罚的当下形态，探讨堕落与救赎之间的可能途径：因为一份有关强奸的错误证词，一个女人导致一个男人被判入狱；女人为此负疚，待男人出狱后，她抛夫别女，委身男人；尽管她遭受着复仇式的蹂躏与羞辱，遍体鳞伤地每日奔突在恐惧与绝望之间，但她视这种自抑、自贬、自虐的方式为最终的自赎之途。在这个小说里，宗教进入了叙事现场，教堂、唱诗班、圣歌，以及大段的教义构筑了某种叙事布景，指向一种含义暧昧、目标不定的救赎主题。 现在，《风和日丽》登场了。中越战争在叙事进程中如期爆发，这一次，从战争中回来的是刘世军，只不过他不像刘亚军一样是战斗英雄；他从战俘营中逃脱回国，他从此在精神上的残疾更甚于刘亚军肉体的残疾。为洗刷屈辱和找回尊严，他十年如一日地独自一人在孤岛上守灯塔。矗立在永城三江口的教堂，在小说叙事的入口处便夺目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嬷嬷、教会、教会医院，仍然是叙事布景的构成元素；同样是出于一个救赎的动机，女主人公杨小翼从京城来到四川广安，嫁给了早年被自己因无知而无意中伤害了的伍思岷。很明显，我们在《风和日丽》里看到了一些面目相似的人物，他们带着让人眼熟的行李，聚集在这个小说里，开始了路途更为遥迢的跋涉。 无疑，《风和日丽》有跨度更大的年代背景，打开文本中任何一个可供开启的窗口，都能眺望到别样的历史风景。相对于前两部小说所涉年代的短促，若把《风和日丽》喻为一次叙事的“远征”，那么，随着年代跨度的延伸，一些新的人物会加入到远征队伍中来，新的人物关系就会诞生，旧有的人物关系会发生变异，于是叙事体就会不断膨胀，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所有的所谓“年代延伸”，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回溯，并在回溯中有意识地寻找历史发生的原点。不同的原点，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远征”的目标。这使得这些面目相似的人物在小说中的重新聚集变得有意义。 但是，我在文章一开始就把作为“桩基”的两部小说引入话题，首先不在于将它们与《风和日丽》作区别和厘定。我更想说的是，这两个“桩基”为《风和日丽》奠定了基本的主题与大致的风格。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场景或故事在《风和日丽》中的出现，不是低廉的反复；它实际上表明并强调了艾伟对某个写作主题的一以贯之的执著与不遗余力的掘进。这个在《风和日丽》中继续奋力奔跑的写作主题是什么呢？答曰：人性。我曾在一篇谈论艾伟的文章中说过：“艾伟对历史所作的祛魅式阐释在于，他紧握‘人性’的钥匙，解开了看上去纷繁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密码。他试图凭据超历史的‘人性’范畴来荡涤政治、经济等历史现象，最终抵达对历史的永恒注解。”①简单地说，无论其小说叙事有多丰饶、情节有多逶迤、人物有多沧桑，艾伟面向历史的发问却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历史究竟是顺应了人性，还是屈抑了人性？历史在何处顺应了人性，又在何处屈抑了人性？尤其是，历史为何要屈抑人性？ 作家不一定要去解答历史问题。但作家一定要体察人性被屈抑时的痛苦，并且，必须要在人性被屈抑处向历史发问，进而由此对历史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正是在这里，艾伟显示了一名优秀作家的素质。自步入写作以来，艾伟坚持将生命本质中幽暗和卑微的一面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并以“黑暗”对其进行命名②；他小说中四处飘荡的悲悯气质，表达了一个作家面对“黑暗”时的道德情怀：他努力去发现和揭示人性被屈抑的所在，然后据此向历史摊牌、献疑和问责。《风和日丽》也不例外：一个身份特殊的私生女，怀着对命运的不屈，开始了任性的冲撞；她的每一次冲撞都碰到了历史的铜墙铁壁，以致头破血流，身心俱损。与她关系相近的人们，不管自觉与否，不管愿意与否，都被她的冲撞行为所裹挟，付出程度不一的代价。她最终意识到，站在她对面拒斥她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历史本身。当个人与历史发生冲突时，满脸峻意的历史从来没有包容过个人，相反，历史总是倾向于毁灭它所抗拒的东西。历史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程度不一地发生了扭曲。尹泽桂、杨小翼、尹南方、刘世军、米艳艳，无不如是。拒绝扭曲的人性，则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断裂——先是外公，再是儿子，最后是前夫，统统死于非命。这就是艾伟一直坚持表现的“幽暗和卑微”，这就是他悲悯中的“黑暗叙事”，这就是他的写作中一直明晰的写作主题或写作方向：无论是在夯打桩基的时候，抑或是在已结顶的房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