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叙事即使是从“现象”和社会问题出发，也仍然会有更高的精神境地或超越性，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的提醒——小说不是哲学和理论思潮的衍生物，“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①我以为，虽然《蛙》不一定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但却是一部有极强现实感、同时又有真正的超越性的小说，它的丰富性既超出了观念，又超出了历史与现实的种种表象。在莫言笔下，“计划生育”被处理成了一个带有高度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它对应着人类世界中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某种奇特处境；而这种处境在小说中以寓言的方式在场，作家对其潜在启示意义的揭示远胜于对这种处境本身的关切。这似乎是典型的莫言笔法，小说的叙述甚至有意凸显了叙述者对于“计划生育”游移不定、自相矛盾的含混态度。“计划生育”并非作家品判的标靶，而仅仅是小说得以展开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家在这一背景下将家族记忆、个体生命经验和想象虚构熔铸一体，其要旨不是评述这一“国策”的功过是非，而是致力于表现个体人格、人性、情感、生命、灵魂在吊诡的历史语境(比如严苛的政治文化禁忌、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的矛盾)下的畸变和冲突。而这一切，最终都落实为塑造一个又一个丰满、复杂、比现实更“真实”的“人”。正是充满了复杂性的人和人性的可能性，构造了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全部世界。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探寻这种复杂的可能性。在朝向这个目标逼近的过程中，具有实指性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是“起点”和“路径”，而人存在的复杂性的展开才是写作理应抵达的“终点”——不是终点的“终点”。 “膜拜”症候与坚守的悖论 “白净面皮”的飞行员王小倜，被国民党电台女播音员具有杀伤力的声音所蛊惑，于是驾着战机叛逃去了台湾。这是小说《蛙》的一个重要情节转捩点。王小倜之所以舍弃出身、家庭、样貌俱佳，“又是党员”的姑姑，是他觉得姑姑太革命太正派。因为这起事件，姑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从备受信任的党的“红色木头”到沾上叛党叛国嫌疑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姑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当她“从血泊中站立起来”之后，为证明自己的坚定和忠贞，便“以火一样热情投入了工作”。 从1949年后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到来开始，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的姑姑，也是那个听党的话、跟党走、不想歪门邪道的姑姑，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宣讲者和执行者，同她的追随者一道，与高密东北乡横直抵制“结扎”、“引流”的乡亲展开了一场不亚于战争的角逐。这场角逐中，姑姑“思想觉悟”上的“先进”和“正确”无懈可击。从姑姑嘴里说出来的道理，长篇大论或者只语片言，都是那个年代人们异常熟悉的语态——宣讲体或语录体——不仅代表着“真理”，而且自身几乎就要成为“真理”。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信念相匹配的，是姑姑实践这一信念的决绝行动。为了降服东北乡东躲西藏的“超生游击队”，智勇双全的姑姑或围堵追击，或拆房拔树，面对着乡民们的哭泣、哀号、恶毒咒骂和以命相搏，百折不回，无往而不胜。在作家笔下，姑姑打击超计划怀孕的言行被戏剧化地推向了极致：其一，她代言国家意志、执行国家政策时决不姑息、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强悍和偏执；其二，更令人颤栗的是，她在亲手扼杀一个个娘胎中的新生命之时，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犹豫，反而具有强大的道德优越感。 由此可见，“太听话，太革命，太忠心”的姑姑，俨然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其思想和行为，完全统摄在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律令之下，二者严丝合缝，印证着这根“红色木头”坚如磐石的政治立场。而这种近乎癫狂的执著，是以颠覆普通人的伦理、情感逻辑为代价的；在乡亲们眼里，彼时的“送子观音”已经摇身变作“土匪”、“国民党的连环保甲”和欠下了累累血债的“夺命阎王”。在这里，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已经浮现。作家反思和质疑的对象是“膜拜”——对“理想”、“信仰”及相关事物无节制、无原则、无条件、集体无意识的“膜拜”；小说前大半部分篇幅穿透了历史的壁障，讲述的就是逝去的那个膜拜风行的特殊时代里，道德、情感、是非、对错是如何地混淆莫辨，而身处这个时代的人和人性又遭遇了怎样的戕害和扭曲。 反观消逝的特定时代，其吊诡之处在于：对上文所述的种种扭曲，我们显然无法进行简单的线性解释，因为它通常会陷入悖论之中。就小说呈现的历史/现实境遇而言，一方面，姑姑在屡次剿杀落网婴儿行动中的残忍作为，简直可谓丧尽天良；另一方面，她的这些行动代表了国家意志，被赋予着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名义上是杀人凶手的姑姑，却代表着正义；那些断送性命的孕妇，却背负着“违法乱纪”的罪名。该指责谁？谁是无辜者？责任该由谁来负？或者说，悲剧的根因究竟在哪里？ 小说把一堆问题丢在了读者面前。莫言没有给出答案。当然，也不需要给出答案。 穿越历史障壁的生命救赎 小说第四部的开头，姑姑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我”惊奇地发现：胆大包天的姑姑，居然也有害怕的东西。从这里开始，姑姑的形象不再是铁板一块，而小说的意蕴所指也悄然发生了位移。如果说，此前的叙事锋芒是袒露“理想主义”年代带有普遍性的人性病症(“愚忠”与“盲从”)的话，从年迈的姑姑洼地夜行体会到恐惧开始，小说主题一方面指向忏悔和自我救赎，一方面则是对当代都市高度异化的物欲现实进行戏谑化的锐利批判。 姑姑的忏悔，源头是亲手被她流掉的两千八百个孩子。作为产科医师，她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芳香，一种腥臭，是她亲手将那些孩子送进了地狱。洼地里铺天盖地、紧紧追逼的青蛙大军让姑姑魂飞魄散，遍地蛙鸣中夹杂着怨恨和委屈，仿佛是受伤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当计划生育政策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乱象中名存实亡时(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红色木头”也终于陷入了困惑。也许，姑姑很难判断自己过去行为的对错，但她终究无法驱逐内心的负罪感，无法像过去一样将一切“罪责”推卸给某项正义事业。她的反思和忏悔，至少在局部意义上指向了自身。为弥补内心的歉疚，姑姑将她引流过的婴儿通过姑父泥塑大师郝大手一一再现出来，供奉在木格子里，等他们得了灵性，再去该去的地方投胎。为了逃避精神折磨，姑姑也想到过死；而以死赎罪的方式，在姑姑看来依然过于轻飘——“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