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程光炜/李杨 引言：从王朔、秦兆阳说起 一九八七年的某个时刻，王朔的《顽主》写作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我本来想写一个骗子故事，他们真正的弄了个公司行骗，甚至最后我还想落到教育意义上，就是结尾时他们痛心呀后悔呀内疚呀什么的。但写到后来，我写不下去了，就是说完了，就此收笔。你再往下编实在编不动了，你前面写了真的东西，再想放进虚假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只要对自己诚实点儿的人，都放不进去。最后就停在这儿，完了。”① 这个终止似乎恰到好处，对惯习成规的逸出使《顽主》成为王朔写作生涯的重要界标。王朔在一个对话中解释《顽主》所标志的转型时，对其初涉写作的一些观念和经历有一个简单的回顾： 刚写小说那会儿，我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灵魂工程师”们、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时候编辑们就是这样跟我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老编辑，挺有名的，当过副社长，反右时也当过右派，主管当代小说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好像是秦什么吧。(老侠：秦兆阳)对。就是秦兆阳。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② 在此，暂且不论王朔所指认的“真实”或“虚构”，王朔实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故事：位高权重的文学编辑如何引导和规范文学青年的成长，文学青年又如何心怀质疑并在实践中试图偏移既定的文学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引路人”的秦兆阳不仅没有被谦卑地供奉为精神之父，甚至一度产生的短暂影响也在王朔论及前辈时轻描淡写甚至颇为不恭的语气中被当作可笑之物遭到否弃。事实上，秦兆阳的“失效”其下潜藏的背景是一种写作范式即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做法已经开始失效。不过，如果把这个故事理解为王朔有意识地在克服“影响的焦虑”就可能轻易赋予王朔一种转型的自觉。参照开头的引述，王朔写《顽主》并没有像有的论者所言明确地准备“颠覆”或“解构”某个对象，但是最终的叙事却扰乱了本来的意图，反而呈现出多义的复杂和暧昧。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制到文本的表面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③其间产生的裂隙生动地验证了“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的逻辑，因此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一个“潜在的历史纬度”——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如何融入和组织起日常生活与文学生产。尤其是当类似于秦兆阳这样失效的“范导者”形象作为某种心理投射或情节原型同时出现在《顽主》的小说、电影以及同时期的热点事件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隐喻，它具备了惊人的指涉能力，不仅表征革命社会逐渐消散的时代氛围，为文本叙述和电影叙事提供互证，更预示了改革推进过程中某些人和物的前途和命运。 一、“范导者”：在青年成长的地形图中 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都把青年的教育视作重要的方面。陈映芳曾提出过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认为在中国，“青年”作为一个年龄阶层和社会角色的确立在清末民初才得以实现。其中，“一九一○年代中期青年导师群的出现是‘青年’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广为人知的青年导师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最具影响力……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赋予‘青年’一种特殊意义，并以‘青年’角色为媒介将年轻人和社会联结起来，使其形成特定的相互关系”④。这提醒我们不仅应该关注“青年”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而被赋予的内涵，而且必须关注其起源装置中占据特殊位置的“青年导师”。 如果认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为第一代“青年导师”，那么，我们可以将“青年导师”定义为首先是某种规则制定者，即通过阐释和推广何谓“青年”、“青年的职责和任务”以及如何区分“新(先进/好)的青年”和“旧(落后/坏)的青年”等建构起一套关于“青年”的权威叙事，然后以自身象征资本的积累、人格魅力的感召乃至于躬亲示范的实践在思想上吸引青年的认同和追随，最终帮助“青年”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完成主体的成人仪式。需要注意的是，早期“青年导师”的主体构成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大学课堂和印刷媒介。这些特征在二十-四十年代得以保留和延续，鲁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青年导师”，讲课、著文、通信、参加活动、赞助生活……他在青年中产生影响的方式和与青年的日常交往成为“青年导师”介入“青年”成长的典范模式被不断模拟和仿效。正是通过这些“青年导师”的鼓吹和引导，中国的“青年”作为启蒙和救亡的重要力量才逐渐在“新青年”、“五四青年”中得以显现。 当一九四九年，中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并试图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重新塑造和整合模糊混杂的青年群体以创造出某种与革命和生产相适应的“想象的共同体”。由于“革命”被认为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进化过程，“青年”被指命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或“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要求与工农兵结合，改造自身，因此“青年导师”的角色将不适合再由传统的知识精英来承担，新型的“青年导师”以“革命途中的引路人”或“日常生活的规训者”形象大量出现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前者可以具体化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精神之父”，“这位精神之父既隐于幕后，是一种理念、信仰或组织，比如共产党，也是一位具体的男性共产党人，他是党派来的代表，他成熟老练”⑤；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之中，通过及时发现和挽救误入歧途或暂时出轨的“落后青年”典型，以语重心长或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和道德感化播撒光荣的革命传统，“帮助他们摆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重新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这两种形象都特别突出了“引路人”或“规训者”超乎常人的崇高境界和纯而又纯的革命血统，使其本身镀上一层神圣的“卡理斯玛”或幻化成党/真理的象征而拥有了居高临下面对青年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青年导师”在此阶段凸显为“范导者”。有意思的是，除主体构成的变化之外，“范导者”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全面地扩散至革命社会的各种微观权力机构，从学校到单位，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生活，“范导者”泛化为无处不在的日常景观——学校老师、单位领导、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简言之，“范导者”所代表的是一个“整全性社会”的“缝合”机制，通过强调纪律、服从、奉献乃至牺牲消除和防止青年可能产生的越界行为。在意识形态灌输自上而下的有序流动过程中，青年逐渐获得对自身的使命和位置的明确认识，并因此产生一种集体身份的想象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