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事共产主义 1940年前的延安，沿袭南方苏区，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即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绝对公平，以体现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因为，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斯诺夫人描绘：“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①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卞之琳提供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包括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徐懋庸还兼着鲁艺的一点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②当然，特权还是存在的，只是较隐性。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3～4角一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③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记载：“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④据胡乔木记载：“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⑤其时，阎锡山晋军士兵月饷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⑥1939年，国军士兵月饷8元。⑦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8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1。⑧相比之下，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革命者来说，安全感是第一位的。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曾志抵达延安后的感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⑨她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物质生活有什么艰苦。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曾志的个人感受，对绝大多数赴延文化人及其他革命者来说，延安生活应该说还是十分艰苦的。 1936年8月，斯诺记述：“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他们难得洗澡。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⑩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入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穴’，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11)抗战初期，边区政府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1944年扩至30县一市)，(12)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13)，另有资料表明仅50万。(14)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15)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16)延安饭馆“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17)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18)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19)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被迈头的细节。(20)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21)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22)陕公早晨四人共用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23)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记述：“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24)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25)南方“资产阶级小姐”常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26)一位粤籍女生：“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潮，举步维艰。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擦破了。”(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