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一书的序言中，王德威说：“从晚清‘新小说’兴起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密，但是一直要到世纪中期，书写才终于转换成政治行动，既向作家求索墨水，也向作家求索血水。”①1如果深究历史细节的话，这段话颇值得推敲甚至有明显漏洞。但王德威显然无意纠缠具体个案，而是着眼于大的历史趋向，凸显一种更为宏阔的文学史意识。以此为基点，经由对“伤痕类型学”(a typology of scars)的梳理，王德威深入挖掘了在政治地理割裂的情势下，两岸三地文学表意方式的同构性及其历史关联，进而对伤痕书写在确认国家历史合法性的文学实践中，展现出的种种矛盾和张力进行了拆解，为文学史整合提供了独特视角。这一叙述框架虽然主要针对的是50—70年代文学，但是关涉的文学谱系，在时间上可推至晚清，在地域上囊括两岸三地，具有很强的理论概括力。它是对王德威90年代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填充和补白，也是这一文学史观具有“史”的意义的重要支撑点。 王德威对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重述明显针对的是五四。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传统内部具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在面对西方“他者”时一度呈现“众声喧哗”的样貌，但是五四以来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机制，将其指斥为腐朽反动的封建传统，结果导致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都被取消了合法地位。而晚清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②17王德威通过对晚清说部四大文类：狎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小说，以及分别对应的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等四个向度的分析，提出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理论设想，重新清理出一幅更加完整的文学地形图。 很显然，这一文学史观承传了夏志清、普实克、夏济安、李欧梵等人构建的海外汉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从事文学批评的王德威，对“晚清现代性”的阐释有着很强的批评色彩，不同于单纯的理论阐释。或者说，“被压抑的现代性”是其文学批评实践的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从1988年结集出版的《众声喧哗》，可以看出王德威早期的批评集中在两个向度：一是对在台湾长期被禁的现代作家鲁迅、巴金、沈从文、老舍、茅盾、王鲁彦等人的研究，二是面对最新的文学创作，对两岸作家的研究。和当时大陆文学研究者相似，王德威的批评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意向。两岸80年代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政治走向开放，文化出现多元空间，文学改变单一模式，出现相互模仿、竞争、甚至批判的局面。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启发，王德威用“众声喧哗”对流动嬗变的多元文学景观进行了理论描述。在他看来，“众声喧哗”指的是“过去与现在、此岸与彼岸、创新与守成、高蹈与通俗等二元论式间的重新参照组合”。③6这一经过改装的理论范式，直接针对的就是多年强制性的文学规训下单一的文学样貌，以及单向的目的论历史观，矛头直指极权政治体系。借助这一理论，王德威不但对“数十年来的文学史记录”进行了重写，使得现代文学风格、题材、义理的丰富性被重新发现，动摇了台湾文学史叙述中的大师经典序列。同时通过30年代和80年代两个空间的并置，考察意识形态的歧生意义。 如果说面对喧腾的80年代文学，王德威找到了准确的文学表述方式，那么将它挪用到90年代之后，则显示出理论自身的局限性。9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剧烈社会嬗变，百家争鸣和言论自由真正落实，现代社会体系逐步成形。“众声喧哗”的反抗意义开始萎缩，反而受各种力量的左右制造出大量噪声。而随着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严肃文学越来越小圈子化。但是王德威依然对小说保持了持续关注，应台湾媒体杂志之邀，写下上百篇评论，仅《众声喧哗之后》一书涉及的大陆作家，就囊括了古华、陈忠实、李锐、马建、莫言、王安忆、苏童、格非、叶兆言、林白、陈染等人。这些批评不乏精细的文本解读，但并没有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阐释框架。此时的王德威，慢慢体会到各种市场和权力利益意图的左右之下，和而不同的人我交流方式的难以实现，也深深体验到“众声喧哗”的乌托邦色彩，以及文学在较为成熟的现代社会的无力感。为了寻找一种“策略性的发声位置”，王德威抛弃各种金科玉律，倡导一种新的“伦理”：“因时因地，定义、协商，甚至质疑道德、信仰，乃至意识形态的内烁特质。但它的前提无他，就是折冲群己、出入众生的对话性。它带来包容妥协，但更带来紧张反弹。”④20除了倡导这一原则性的文学伦理，强调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以外，此时的王德威并没有提出更多的理论新见。 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王德威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理论视线，将目光瞄准晚清文学，提出了引发巨大反响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论断。但这一建立在多年文学批评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对“压抑者”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现代性是如何被压抑的，只是将它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建构方式，和80年代大陆学界对五四的重新评价如出一辙，没有意识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间的张力关系。批评和文学史本来应该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两种话语实践。刘禾曾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谈到，现当代文学批评往往“把文本当做哲学、心理学或其他理论的注脚或例证来处理。从问题的提出到术语的使用，乃至做出的结论都往往着眼于某种理论的统一性，并受其制约”。⑤299也即是说，文学批评话语对文本生产和接受的监督与控制，暗中支配着人们的文学实践活动。王德威没有对这种批评对文学史的干扰保持足够的警惕。相反，他的文学史观基本建立在批评实践之上，试图通过极富个人色彩的批评对左翼文学进行反转。这样以来，《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虽然对50—70年代文学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填补了“被压抑的现代性”留下的空白，但由于明显的批评特征和预设的理论框架的狭隘性，使得这一文学史观自身的种种矛盾也逐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