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代末至1990年代初，在现代主义运动偃旗息鼓、先锋文学渐趋低迷的文化语境里，新写实小说以它的低调叙事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文化失望心理，以文学的审美方式释放了社会的现代性追求，从而在文坛风靡一时，以至于先锋作家群体中的多员大将，如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也纷纷改弦更张前来加盟助阵，一时间“寻根文学”之后中国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几乎被“新写实主义”尽收旗下，其声势和影响在当时的文学界可谓独一无二。 新写实小说文本以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为叙事核心，面向普通大众读者。其中，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以及叶兆言的《艳歌》等无疑最具代表性。从豆腐变馊、家庭口角、孩子入托、排队抢购大白菜、拉蜂窝煤、送礼搞调动，到不由感叹生活成了一个字的诗——“网”……这些作家倾力展示了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情境，将诸如此类鸡毛蒜皮式的日常琐事塞满了生命的每个角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日常生活造就了人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吃喝拉撒睡，唯有现实物质需求才是生存最根本、最实在的需求，任何浪漫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无一不是虚幻的妄念，注定要被严峻的生活打击得一塌糊涂，那种建立在传统理想主义基础上的激情淡出了。“激情是非生活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激情是一种贵族化的情感。只有当一个人超脱了实际的日常生活，忘却了一切生活烦恼，而完全进入一种精神境界时，他才有可能产生激情”。①尽管缺少激情洋溢的浪漫想象，但围绕人生的酸甜苦辣展开的生活景观流露出个人日常生存的本相。日常生活的物质性，日常生存中的具体生活事件，全面走入文学写作之中，成为个人话语表达的栖居之所。至此，日常生活以自身的意义正式进入小说的叙事空间，并使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传统人生观的评价产生了大逆转：“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② 与此前“十七年”小说、新时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相比，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以“还原生活的原生状态”为旨趣，拥抱零度情感，“只做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力图呈现“当下此时的真实”。这种解构主义的方式消解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宏大叙事观念，改变了先前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方式和叙事方法，逐步拼贴起了文学“描述日常生活”的美学理念和叙事法则，从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文学关注现实生活、贴近平民大众的同义语和修辞学，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文学批评和大众媒体的理论辩护与伦理支持，被认为逼真地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和“纯态事实”，进而使文学重新获得了“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赞誉之辞。它开始正视与个人生存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不再表达自恃不同流俗的高蹈姿态，也不再标榜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追求。日常生活成为且仅只是小说叙事的关注点，不再是旧有宏大话语建构随意转化的平台，从而体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价值。“关于‘人’的现实性的故事遗忘了它的历史前提——‘文革’之后，它在新时期意识形态推论中起着基础性的构成作用。”③自此，当代小说正式将比较纯粹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纳入其重点关注的叙事对象中，当代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也由此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而得以真正确立。 耐人思忖的一点是，对于新写实小说的评论，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提到了其对于“生存”的揭示和呈现。然而，另一方面同样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新写实”小说中“生存”的实质性问题——贫困。在相关的评论文章中，我们看到“生存”问题往往还没有展开就被化为关于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认为它“对人类生存本相的勘探……上升到人类本体的整体反思”，④“‘新写实小说’虽然写的是人人都有体验的生活现象，然而它指向的是抽象的人的存在问题”。⑤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精神上的困惑才是人类最深层的悲剧”，而“新写实小说”则“在精神探索中途停顿下来，将一切烦恼全都归因到工资、交通、住房等物质的层面”。⑥此外，也有论者从现代性这一理论框架中评判“新写实”对“生存”的关注。照此看来，如何看待“新写实”小说中的“生存”问题似乎有必要再作出进一步的澄明。 海登·怀特曾经说过：“没有任何随意纪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⑦其实，就新写实小说本身来讲，它又何尝不是文学史上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故事呢？因此，与其做简单的价值判断，不如先回到这个“事件”的起点：为什么新写实小说会如此关注“生存”？或许，我们就此返回新写实小说那个年代的社会历史境况，能够有助于了解这一点。 十年改革之后，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确凿无疑的。可是，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国家发展的经济水平基础是很薄弱的。特别是1988年中国社会持续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完成了其最初的生产刺激后越来越走向迷惘。其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它所滋生的官僚腐败行为，某些方面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和宣泄，使得当时的民众怨气于心。再者，当年国民生产出现严重滞胀局面，最强烈的社会震荡表现就是大幅度的物价上涨：“1988年市场物价更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高幅度上涨，全年上涨18.5％，其中12月比上年同月上涨26.7％。”⑧物价上涨引发的购物潮一时间席卷全国，由此引起惶恐紧张的社会心理可以想见。于是，有人发出了“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⑨的呼吁。这些呼吁反过来又加重了压抑和狂躁的社会心理情绪。显然，关注生存的创作主题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分不开。这一点亦可说明，“新写实小说”兴起于1980年代末特别是1989年、1990年，并且多聚焦于“生存”境况的“新写实”日常生活叙事确非一时的偶然，其中不乏社会现实日常生活意义层面上“物”的询唤在文学叙事中的反映。基于此，反过来说，“新写实”小说中对“生存”在“日常生活”中意义的“照亮”，无疑真正实现了“物”的询唤。所有这一切，都透示出一个信息——贫困，正是时人的贫困或者说贫困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投射到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中，生存进而由此成为问题。池莉从《烦恼人生》到《不谈爱情》、方方从《风景》到《落日》、刘恒从《狗日的粮食》到《伏羲伏羲》，刘震云从《塔铺》到《新兵连》到《一地鸡毛》到《温故一九四二》，江灏《纸床》……贫困，几乎存在于所有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中，成为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叙事的一大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