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也可以径直称为“新世纪文学”。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我们常常把“新世纪文学”上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80年代，因而“新世纪文学”也并非特指固定在“新世纪”这一单纯时间维度上的文学，它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间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标示着一种具有“文学新世纪”意义的大不同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新的文学，只不过到了新世纪这些年，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文学面貌的巨幅改观，人们才仿佛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揭去了面纱，已然成型。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已近10年的文学发展不过是最为名副其实的“新世纪文学”，“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也来自于最初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研究与讨论。言说和使用“新世纪文学”，并以此来考察新世纪10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其意义就在于，一是力图表述新时期30年来文学演进的实质，即30年来的变迁最终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学；二是期望深入地阐释这种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并展望这个文学的未来。 新时期30年来的文学无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我们立足新世纪以来10年文学，并将其作为一种常态的、典型的、更具发展全面性和深度的“新世纪文学”来探讨，与这样的30年整体观并不矛盾。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新世纪以来10年文学是上个世纪后20年文学的一个历史结果，并不构成对前20年文学进程的断裂，而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一个初具规模的新的文学的完型化。这是正确认识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基本前提。而我们观察和总结的结论，就是，这10年来的“新世纪文学”更全面、更具发展深度地印证和体现了30年前历史新时期肇始时所标举的一以贯之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在其根本上是一种在改革开放旗帜下面向未来的新的现代生活精神，从新时期社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的进程，正是文学界从解放思想、回归五四文学精神的高歌猛进逐步落实到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现实精神和世俗感性情状的过程。新世纪10年文学所呈现的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的基本性质，正是30年来中国社会和人民所创造的中国新现代性的文学体现，这种“新现代性”的要旨无他，就是一种基于物质和精神协调的生活解决为主导的生活现代性，它走出了20世纪那种启蒙的精神现代性和革命的政治现代性挂帅的时代，而重建了中国人民更具生存实在性因而也更具有民生实在意义的新的生活，重建了这种民生中人的现代生活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在其本质上，在其历史的新的维度上，是我们时代的现实性的“人的文学”，以及“人的文学”的敞开(比如向自然的文学的敞开)。 具体地说，就是作为一种新现代性的文学形态的“人的文学”，它从上世纪80年代萌芽行世到90年代的壮大成长，不断地与作为创作形态和理论批评形态的20世纪旧有的启蒙现代性挂帅、或者政治现代性挂帅，而以压抑生活现代性为前提的文学精神进行博弈、冲撞，乃至不断突破重围而渐行渐大，最终成为在新世纪10年间不能忽视、不能回避，也不可阻挡的文学大势与常态。必须看到这是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真实图景，一个真正的动态过程。80年代伊始，新时期文学援用五四新文化精神，高举“人的文学”的旗帜，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政治文学精神，以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尊严为启蒙理性鸣锣开道。这种在人文理性哲学意义上肯定人、肯定人性、肯定人的尊严与权力的文学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配合了新时期向经济社会、生活现代性的深刻转型，配合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上是以人的基本生活权力、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为核心的生活转型。因此新时期文学在启蒙高调的底下，一开始就暗含潜伏了启蒙现代性和生活现代性两种发展路向，这两种发展路向在共同反对唯政治现代性文学精神的背后，一个作为强调启蒙理性的由现实人性的抽象肯定而走向高扬人的精神性、人的理想性的主体决定论，另一个则强调实用理性的由启动人的欲望与物质需求而走向人的存在性、生活性的生活与文明决定论，进而在肯定和调适欲望性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意义上的均衡目标。启蒙与生活的双重变奏，就这样共生于那个迷人的80年代。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中，我们都看到它们有时是那样地胶着于作家作品中一体性地共存，有时却渐次生分，不无矛盾纠结。乃至在启蒙性的批判者立场看来，批判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文学本体的纯粹性、审美精神等，这些理想的内容不仅对80年代，而且对今后的中国文学，都可以用来解释一切，概括一切，指摘一切。这固然有理，但就是这样的一些认识，使我们某种程度和意义上遮蔽了一些80年代的真实图景。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在那些顺应了当时时代需要的启蒙性思路之外，看到另一种具有活泼感性的生命力的文学态势，在“李顺大造屋”式地喊出对基本生存的物质诉求之后，在汪曾祺的日常平凡生活故事里，在张贤亮的一半是欲望一半是思辨的纠缠里，在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搅拌里，在莫言的一半是历史一半是生命感觉的宣泄里，乃至在王安忆的“三恋”和铁凝的“玫瑰门”里，都有这样的一条基于生存欲求的主题与精神线索，它呼应着这个时代的立足于基本生活物质诉求之上的新现代性生活的崛起，其走出五四文化精神的维度清晰，某种程度的非理性非理想，显露了生活的真相本身。它在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和生活流诗歌中更显示了直面生活的坦诚与勇气。但在90年代初的一场有关“新写实”的讨论中，启蒙理性及其精神性诉求开始大力度将新写实批判为原生态、自然主义、欲望化、日常庸俗，乃至失却价值批判立场。随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情势下，又唤醒和突出“人文精神”概念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当人们把“人文精神”作为理想标准来衡量基于生活的真相的创作现实时，对于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如《废都》、《长恨歌》、《活着》等，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其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人文精神的高度、先锋理论的精神性、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悲剧性，以及纯文学的审美纯粹性，对其作了或多或少的否定性的指摘和批判。一边是基于新现代性生活价值的面向新世纪未来的文学创作，另一边则是少谙世事人心，日见固执的理论批评界，连女性写作及七十年代女作家，也都被放在“欲望化写作”的道德平台上来清算。在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这种道德性的有理而固执的文学意识形态，不能包容、体察、理解当代创作的新的感性形态和文明指向，导致了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走向评价的低迷，形成风气，一直遮挡着人们真实地认识新世纪文学的本色的视线。这是我们在讨论新世纪以来10年文学进程时不能不首先理清的它的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