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3-0113-04 1963年，美国研究新中国文学的学者西里尔·白之在《中国季刊》发文指出，“我们在思考‘他们的’观点前，必须找到能满足‘我们’的观点的‘质点’”[1](P5)。在他那里，“我们”指的是西方，而“他们”则是指社会主义新中国，包括新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美英解读者正是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的“我们”即西方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这里的“我们”有时是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有时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层面的，有时则是审美观念上的，尽管情形较为复杂，但形成了较稳定的言说维度与思想逻辑。 1949-1966年，新中国被美英视为政治上的“他者”，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自然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异质的“他者”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我们”与“他们”构成了一种矛盾关系，一种展开言说的框架与思想逻辑。这一思想逻辑决定了美英读者将阅读和言说的兴趣集中于“十七年文学”史上那些他们所谓的“异己”文学现象。 美国学者默尔·戈德曼曾专门写过《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己文学》一书，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遭遇批判的个人作专门论述。总体看来，“十七年文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思潮或运动，如关于俞平伯、冯雪峰、胡风的批判运动，“百花”运动，“反右派”运动，人道主义批判运动，“三家村”现象等，都受到美英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评说。在观察和批评时，他们习惯于将“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同新中国文学政策联系起来，较高地评价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的个人及其作品，如认为胡风“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而得到尊重”[2](P136)；关于“反右派”运动，他们认为是政府有意为之以使知识分子“绝对顺从于政权领导”[3](P184)。 关于“十七年文学”作品，美英言说者大都将解读重点集中在作品的思想主题上，如农业合作化小说、大跃进诗歌、女性书写、爱情问题等都受到一定关注。而且十分重视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情境，试图从中搜集到所需的社会信息，分析“十七年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新中国民众的现实情感。例如，C.W.施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运动》一文中，把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性文本进行阐释，试图从中把握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政策和现状。他从林霜1952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新路》中，“看到了合作社低级形态的出现，这一阶段，尽管土地、牲畜被集中在一起，但是农民仍保有它们的所有权，并且相应地获取报酬(后来，农业合作社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他们失去了所有权，并且仅仅按照工作获取报酬)”[4](P196)。在这里，小说阅读和阐释显然成为获取社会信息的重要方式。 “我们”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对立，也使美英论者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误读”本是古今中外文学阅读、言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文学作为一种空框结构，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空白，主体阅读就是以自己的经验与意识去想象、填补那些空白，而时代性、地域性、个体差异性等决定了不同接受主体的文化先在结构与接受意识不同，所以填补什么、如何填补便千差万别，阅读感受与审美判断难以一致。这种不一致的“误读”现象，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在跨文化阅读中，“误读”尤为普遍，因为不同文化之间语言、习俗、文化心理结构更为不同。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立场上，将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政治上异质的“他者”文学，政治因素的主导致使他们的解读在相当的程度上变为了一种政治化误读。他们不去思考中国“十七年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真实的主观倾向，而是从自己的阐释意图出发解读作品，故常常引用作品中某一情节进行孤立的分析，而不考虑作品的整体倾向性，甚至恶意歪曲，借此达到诋毁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如文森·Y.C.石在《老一代作家：狂热者与逃避者》[5]一文中，对沈从文1962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井冈山清晨》、《下山回南昌途中》等几首诗歌作了解读。这几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及社会上新景象的赞美，但作者却从西方政治观念出发，认为这几首诗是讽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又如，理查德·F.S.杨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一文中，引用雷加的《我们的节日》召开技术工作讨论会的情节进行孤立分析，认为它们反映了“工人在面对重建国家巨大任务时的无能……同时还展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年老有经验与年轻没有经验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而艾芜的《百炼成钢》则被认为反映了“技术工人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6](P216)，其解读根本不去思考整部作品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感情，而故意夸大所谓“矛盾”。 西方政治维度上的“我们”审视、言说“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其实是一种政治目的主导下的阅读判断，先在的立场和观点控制了审美感受，或者说政治逻辑取代了审美体验，话语意图左右着言说的倾向性，政治话语表达方式成为文本阅读选择与批评的思想逻辑，解读过程成为表达政治立场的话语活动。 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自我文化中心的观念，习惯于以一种权威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审视、言说东方，他们对东方的解读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1949-1966年，美英论者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制约下，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西方文化上的异质“他者”，而政治上的冷战思维又同这种文化上的东方主义观念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他们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