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对这一学科的现状表达出某种程度的不满。这种危机意识确实其来有自。曾经以其开放、敏感、深思和富有洞察力，而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贡献颇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变得日渐黯淡，逐步丧失了它在批判性知识生产中的特殊地位。尽管一些最初从这个领域起步的学者，或许仍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着影响力，但是他们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及所促发的争论，早已明显地跃出了中国现代文学。①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不再是新的思想话题与批判意识的生长点，也不再是社会公共论述的思想资源和互动对象。作为一个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在膨胀：在大学文学教育课程中必不可少，专业学会、课题、基金、教职、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一应俱全，每年生产着数量庞大的著作、论文，以及以此为专业的研究生。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为学院专业主义和数目字化的评价标准下的生产与再生产。现代文学研究与社会思想话语脱节的同时，在被划定的系科位置中迈向自身的“经典化”，②迈向所谓“真正的学术”。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当然不能仅仅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去寻找，而要在“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结构性变化的宏观视野中去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不过是中国结构转型的一个局部表征罢了，虽然它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对于这样的变化做出了非常复杂的响应。这里所谓的“90年代”，并不完全等同于1990年代的自然时间，虽然与之有很大重合。正如汪晖在历史转型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来指称“从80年代末发展至今的一个进程，其特征是市场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以与“短促的20世纪”相区辨。③在本文中，我也试图借用这个词来指示我讨论的问题所置身的某种历史和政治语境。在这个“90年代”里，中国及其发生的变革，我以为也可以借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来概括。在德里克那里，“后革命”有“之后”(after)和“反对”(anti)的双重含义。④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后革命”既是革命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也是对原来社会主义内部各种力量的释放，这意味着提供了重新理解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契机。在90年代后革命的时代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而一些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也正是由后革命的经验与反思所催生的。 一、“新启蒙”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要解释清楚1990年代以来“反省现代性”范式的兴起，必须往前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的基本格局。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文革”结束以后，伴随着思想界的“拨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重建也在展开。从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到新出版的专著、论文，现代文学基本上“反正”到了1950-1960年代的学科架构中。最明显的体现是作为文学教育核心内容的现代文学史，重新回到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开创的基本叙述方式。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的出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1月和1980年12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修订再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成为大学里现代文学史最通用的两部教材，迅速重建起一整套对于现代文学的系统阐释。概括言之，王瑶所绘制的文学史图景，强调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以“反帝反封建”和“人民性”为标准取舍作家作品；强调现代文学的历史是不断进步，并由“现代”指向“当代”。无论是“现代”的内涵，还是历史的分期，其实都还内在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建立的历史叙事的框架中。⑤而唐弢、严家炎的“文学史”，则体现出某种折中特征。在保留“反帝反封建”主线的同时，也突出了“现代”的价值，以将更普遍的现代文学现象纳入文学史中。⑥1980年代前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底本”，总体上仍然是既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决定论”。 然而，这已经不能让逐渐成长起来的、对这一学科充满热情和寄托的年轻学人满足了。“文化热”的时代氛围与内在的创新冲动⑦，共同促使着他们东奔西突，发出变革的呼声。1985年是一个转折点，标志则是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合作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表。随后，三位作者围绕这一问题的六次系列对谈，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刊载，又结集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带动了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反省，进而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声。1988年，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⑧。从1988年第4期持续到1989年第6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标志一个在文化、文学基本价值立场和评判标准上发生根本偏移的、新的学术范式出现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范式跟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有着莫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