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5-0164-08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以及接受过西方外来文化影响的上海作家对先进文化和世界性艺术的主动追求，使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坛上时隐时现。它的出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但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并不是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样，受到充分的赞许与肯定，相反，几乎是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人们便给它冠以了诸如文学垃圾、世纪末、颓废、荒诞、梦呓等等不光彩的恶谥——对这些观点的纠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较普遍地出现。 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上海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它是必须受到否定与嘲讽的灰姑娘，还是敏锐感受着时代潮流的宁馨儿？以前长时期对它的批判，是不是人们对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的无知？ 诸如此类的疑问，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结论，较为正确与客观的见解，必须建立于深入研究与剖析的基础之上。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一种耳熟能详的流行的理论体系是：现代主义非但不懂艺术要真实地显示时代的潮流和趋势，也不懂艺术要通过典型形象反映生活中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甚至根本否认客观现实的实在意义，排斥生活，排斥实践，只相信自己“心灵的真实”，以至“下意识、潜意识的真实”，“梦境的真实”……实际上，现代派所表现的往往只是感觉到的某些现象，甚至是与客观真实绝缘的主观臆想①。按照这样的理论体系，现代主义只是少数艺术家臆想出来的东西，与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多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些皮相之见。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最先敏锐地发现现代主义认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人警醒地提出了异化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反倒成了物质财富的奴隶，人没能主宰物，物倒控制了人。“物的依赖性”日益显示出它荒诞的一面。在人的个性发展方面，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人。如果说在工业文明初期，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促使了科学精神与理性原则的张扬，显示出比农业文明优越得多的进步性，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的加剧，科学与物质主义的失败便成为众多哲人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正如一位学者对德国近代重要文艺批评家本雅明的生活环境所设想的那样，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已经完全不同于井然有序的蒸汽机的时代： 他怀着忧虑的震惊深切地注视着他的同类在大城市喧嚣的街道上行走，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被人推揉着；急速的交通使他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的沉思；商品的诱惑以及“集商品和售货员为一身”的性诱惑使他神不守舍；而对这一切漠然置之则不啻是淹没在规范了的大众之中，把自己“交了出来”。② 那位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等书的文学批评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异化的人、人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从而对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等现代派作品进行了极具启示性与准确性的揭示。 在惊恐与碰撞的大街上，在轰然与颤动的机器旁，在错综复杂的流水线边，在铺天盖地的商品信息面前，人似乎成了只是被机械操纵的反射行为。我是谁？我为谁而活着？我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阶段，面对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的侵占与控制，人为了保持住那个独立的自我，不得不缩回内心，在孤独的静夜中悄悄品味着人的存在。什么是理性原则？眼花缭乱的大街和商品难道是按理性原则组合起来的吗？什么是人文精神？惟利是图的利益驱动原则难道符合人性的正常发展？人们无暇他顾，物质利益超过了一切，只有作家与哲学家在做着这样迂腐而又不切实际的梦想。 面对这一切，威廉·詹姆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原则表露出深深的怀疑： 当我现在说话的同时间，有一只苍蝇在飞，阿玛逊河口一只海鸥正啄获一条鱼，亚德隆达荒原上一棵树正倒下，一个人正在法国打喷嚏，一匹马正在鞑靼尼死去，法国有一对双胞胎正在诞生。这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些事件，和成千上万其他的事件，各不相同地同时发生……但事实上，这个并行的同时性正是世界的真秩序，对于这个秩序，我不知如何是好。③ 与那位宣称“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④的巴尔扎克相比，詹姆斯显得谨慎而无能。然而在纷然杂陈、千变万化的生活潮流中，到底是詹姆斯缺乏自信，还是巴尔扎克显得狂妄？问题的根本区别只是在于：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他的自信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而在詹姆斯这里，他的无能倒也显示了他的冷静与正确。 这是一个转换了的时代。怀疑主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等一切现代主义抱定的思想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公正认识。一个异戗的社会，正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正是“物的依赖性”所散发出来的腐朽面，也正是马克思孜孜以求、企盼超越“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根本动因。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的怪异、夸张、虚幻，也正是“精神与物的紧张关系的再现”⑤，是现代工业生活对人的精神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