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基点·“人道主义” 把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研究称为“一个人的文学史”，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者，意欲强调其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在焦虑于对当代文学学科“没有方法”、“不严谨”的酷评，许多研究者纷纷求援于外来话语资源的情势下，二十年来，洪先生以没有“知识”的“文学的方式”，建构了自己初具规模的研究体系。这一“文学的方式”，也并不是一种较为简单易行的研究方式，相反，“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①。也就是说，采用“文学的方式”，更容易把研究者暴露在问题意识贫乏与思想平庸的危险中，而我以为，洪子诚先生经受住了考验。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一说法，意在强调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立场和态度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不仅具有道德上的价值，而更具有范式上的意义。如果说洪先生的工作是不可重复的，短期内后人也是很难超越的，研究他的范式，主要不是供后来者亦步亦趋、如法炮制，而是为我辈后学提供一个无法绕过的参照，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纷纭奔腾的表象，坚持自己对于学术与历史的创发。一个内向的，从来不宣称自己勇敢的文学史家，“犹犹豫豫”、“跌跌撞撞”地保持了自己的“连贯性”，而支持这种连贯性的，是我称之为“良知”的东西。这多少有点含糊，然而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更好的命名。 洪子诚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似乎没有多少人谈到这一点。不像钱理群先生，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地看到鲁迅，可以说，鲁迅是他的精神原点，但我们却很难说洪先生的精神原点在哪里，或者说，没有那么一目了然。或许，一定程度上，他的精神资源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用“人道主义”来概括洪子诚先生的精神根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那种将人的“主体性”建基于对人的“理性全能”的信赖的“人道主义”，早已广受质疑；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在中国特定学科体系内的体制化，使有的研究者作出了“人道主义不再是一种社会批判语言，而成为人文学科体制中的新主流知识”的判断，“人道主义”也在逐渐丧失其批判力量。 但是我也还是坚持，洪子诚先生这一辈人总的来说，是“19世纪之子”，他们的身体里游荡着“19世纪幽灵”，其核心为“人道主义”。如贺桂梅所言，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的中心，“乃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19世纪幽灵’。这指的是由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话语、19世纪欧洲和俄国浪漫主义小说、以康德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等所构成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表述”②。洪子诚先生80年代关于“人学”的知识储备与上述概括有重叠处，亦有偏移点，偏移点在于，他的重心可能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及批评，大略说是深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别林斯基等以及晚出的作家契诃夫等。这既可以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得到内证，也可以在他最近所写的一些《我的阅读史》的散文系列中得到比较直接的印证。 在80年代，洪子诚先生人道主义考察的视角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先从洪先生的相关论述中来看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是从正面来尽量挖掘潜藏在当代文学中的“人性美”（“文学性”之一种）： 因此，“百合花”，是象征纯洁的感情的花，小说的落脚点，就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挚纯洁感情的成长。 茹志鹃的那些比较成功的作品，也都带有这样的特点③。 ……这使他（赵树理）的平淡、“客观”的文字中，蕴含着一种向上的、追求建立合理社会的强烈要求，蕴含着对健全的进步的人与人关系的迫切期待。因而，他的创作，有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有一种博大的、向上的境界。④ 这种刻画，和诗人抒发的情感，表现了郭小川对于理想的、合乎人性的社会现实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憧憬。在这种憧憬中，郭小川谨慎地划清革命与罪恶的界限，肯定革命暴力在摧毁不人道的制度上的意义，承认并甘愿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但诗人又指出，革命和战争的目的不能在它的行动方式自身中寻找。⑤ 对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实践，洪子诚保持了一贯的敬重。1999年下半年在北大课堂上，针对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五四以来……中国文人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惑人货。”洪子诚做了反拨，他毫不讳言那些50年代被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而现在被称为“虚无主义思潮”——曾经冲击过他，他为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对不公正社会的憎恶，对一个人道的社会的向往的激情”而激动兴奋，为这些“很有气势，才华横溢的东西”所折服，而且“这种感动，我现在也不特别后悔”⑥。这是洪子诚的绵里藏针和韧性的坚守。也是在这个课堂上，洪子诚肯定在晚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人的异化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周扬“最后的生命却是比较有光彩的一页”⑦。 最近的文章中，洪先生则更措意于“人道主义”对于人的主体建构的意义（尽管在另外的时候，洪先生也谈到“主体性”乃神话）。洪子诚写过两篇关于加缪《鼠疫》的文章，足见加缪其人其文对洪之意义重大。洪子诚引用萨特的话肯定加缪“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精神，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桑塔格关于加缪的一番评论被洪先生引为知己之见：“他从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前提出发，然后——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词的力量——把他的读者带向那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其前提得出来。这种从虚无主义深渊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正是加缪的才华，读者为此对他感激不尽。这正是加缪何以唤起了读者一方的挚爱之情的原因。”洪先生认为这段话能部分解释他对《鼠疫》挚爱的原因，即欣赏那种以非逻辑的方式实现的从“虚无主义”向“人道主义”飞跃的美感与道德感。洪先生认为，加缪作品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火焰”，“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建构人的‘主体性’和新生活、新文学的内涵”，“人们因它的激情的庄严，姿态的高贵而热爱它”。加缪的作品“是在一个感受到荒诞、非理性的世界中， 试图解决人如何保持尊严，如何克服他的幸福受到的威胁”的问题。这里不难体会到洪先生与所处历史语境的一种潜在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