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重庆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次“抗战人名诗”的写作与唱和的文学活动。这一文学活动,不仅在当时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至今传为佳话。与战时重庆文坛上诸多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明显不同,抗战人名诗的写作,并非官方或民间团体等“组织”主办,也没有党派色彩的干预。它的出现,更多地带有自发的性质,是现代作家在强烈的国族意识下,发自内心的一次情感抒发,是作家在文学交游中的一次才华展示。它传承了中国文学精神中的宝贵传统,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发扬光大。 然而抗战期间这一文学活动的原初图景,至今仍未得到较为完整的叙述;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相反,自从吴组缃本人1982年在《〈老舍幽默文集〉序》①中简略地回忆了这一事件以来,又经过1994年田仲济的回忆散文《苦中寻乐人名诗》② 的发表,再加上诸多报刊“花边文学”将之作为文人佳话的渲染,网络写手将之当成现代作家轶事的“添枝加叶”的重写,这一文学事件的叙述已经相当混乱。其间虽然有孙倩的研究论文《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③ 的发表,却并不能阻止当今发达的大众传媒以讹传讹的流播。本文依据新发现的相关材料,以考释为主,试图尽可能地描述这一文学活动中的某些基本事实,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但无法做到真正还原——这一文学活动的原初图景,而对人名诗的内容和这一文学活动中的诸多事件,不打算过多地去进行意义的阐释。因为如果连历史事件的原初面貌都被变形或扭曲,那么阐发的意义究竟如何,也就不难想见。
老舍信函手迹
吴组缃信函手迹 一、吴组缃人名诗《与抗战有关》的发表 1941年4月4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在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吴组缃题为《与抗战有关——近体诗十首》的“抗战人名诗”。在这些诗作中,吴组缃以创格的近体诗,抒发心中的郁结,在民族存亡关头吁求中国作家团结御敌,诗风古朴隽逸,直追唐人风致。为了完整地呈现这七首五绝和三首五律的面貌,现将这些曾经引起当时文坛广泛注意的诗作抄录如下: 雨过 霁野柳无垢,霞村荆有麟(有晚唐风,冶秋批); 长虹刘白羽,火雪明华林。 田家 芳草何其芳,艾芜蒋牧良; 田间罗黑芷,高植黄芝岗。 城望 满城王冶秋,郭沫若洪流; 碧野张天翼,胡风陈北鸥(老舍句。直追老杜,冶秋批)。 晚凉 葛琴闻一多,陈子展高歌; 小默臧云远,梁宗岱立波。 八月 平陵何谷天,梁实秋光潜; 沙雁陈芦荻,绀弩黄药眠。 幽怀 巴金凌叔华,大雨周楞伽; 柔石蹇先艾,朱溪陈梦家。 梵怨 恨水张春桥,丽尼陈梦韶; 何容徐玉诺,常任侠圣陶(酷似义山,冶秋批)。 野兴 望道郭源新,芦焚苏雪林; 烽白朗霁野,山草明霞村(老舍句)。 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 素园陈瘦竹(直是长吉句,冶秋批),老舍谢冰心。 归棹 凡海严既澄,一苇徐转蓬; 波儿袁水拍,蓬子落华生。 碧野陆小曼,白薇叶永蓁; 志摩卢冀野,王统照沙汀。 边解 皑岚盛焕明,王统照东平; 李守章曹白,柳无忌艾青。 周全平迪鹤,孟十还沉樱; 老向黄庐隐(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相当,自批),丁玲朱自清。 一个星期之后的1941年4月11日,由夏衍刚刚创办的香港《华商报》,就在其副刊《灯塔》的显著位置转发了吴组缃的这十首诗。稍有不同的是,《华商报》副刊编者做了两处改动:一是将副题改为“集作家名近体诗十首”,二是删掉了原诗中所有的批注。副刊编者改动原作的副题,也许是为了更加突出采用作家人名为诗的特色;而删除批注,则很可能是副刊版面确实有限。 当吴组缃创作的十首“抗战人名诗”再次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就不难发现,1980年代以来流传的关于这一文学活动的诸种说法,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够确切的地方:(1)这十首人名诗中,并没有老舍的完整创作,而只有老舍的三联诗句,即“胡风陈北鸥”、“山草明霞村”和“蒲风叶以群”。因此,1999年版《老舍全集》第13卷和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所收题为《集文艺界人名联句》的两首人名诗,在技术处理上就不够严谨周全。他们依据的是吴组缃1982年《〈老舍幽默文集〉序》中的回忆,而实际上,吴组缃在序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记忆中的这两首人名诗就是老舍的创作。当然,一定要将这两首人名诗看成老舍的创作,也未尝不可,但至少应当注明是老舍和吴组缃的共同创作。这样处理,不仅是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更是尊重两位作家的深厚友谊。(2)1994年田仲济在回忆散文《苦中寻乐人名诗》中,抄录了抗战时期吴组缃给他题写的九首人名诗(包括《野望》、《归棹》、《边解》、《有感》、《忆昔》等五首律诗,《城望》、《晚凉》、《梵怨》、《幽怀》等四首绝句),并把人名诗的写作与唱和的时间定在1942年,而且认为“报纸、杂志上从未刊载过”,显然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