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莫言的《生死疲劳》曾经遭到过一些批评家的诟病。在对《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严歌苓)等作品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之后,批评家邵燕君认为:“像王葡萄这样的‘一根筋’形象在近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并不鲜见。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也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牛脾气’,他们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完全靠‘本能’支撑。‘本能’是固定的,生物性的,它似乎不受社会观念所左右,但实际上,这样僵硬的傀儡式人物恰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洪常青。接受这样的人物不仅需要理解、认同,甚至需要信仰。这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果然是没有终结的。像当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鲜明的‘规定性’,可以以任何一种新理念的形式在‘重述’中重现,形成对历史新的遮蔽。”① 结合我自己对于莫言《生死疲劳》的阅读感受,就应该承认,邵燕君的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莫言此作的要害所在。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单一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遮蔽的缘故,所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于历史意识进行的深入思考,自然也就被迫打了不小的折扣。 然而,令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到了《蛙》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观。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关于前三十年的描写中,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后三十年的描写中。其中,最能见出莫言历史观的,是他笔下那些不无血腥气息的关于计划生育场景的描写。一方面,从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借助于官方的强制性力量,强有力地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拥有祖先崇拜心理以及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就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地球就这么大,地球上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枯竭,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坚持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而且更是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姑姑身为妇科医生,高密东北乡一带具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计划生育便意味着要不断地结扎、流产、引产,所以,姑姑也就由一个使用新法接生的救生的菩萨,而摇身一变为戕害新生生命的刽子手。正是因为有了姑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所以,一幕幕戕害生命的悲剧自然也就逐一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虽然制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产妇以及新生儿生命的死亡,则又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强烈的批判与谴责。晚年的姑姑之所以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罪感情结,实际上所体现传达出的,正是作家莫言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具备。 就这样,围绕着计划生育这一特定时代产物的描写,莫言一种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历史观,也就十分清晰地体现在《蛙》这一小说文本之中。但是,莫言的值得肯定之处,却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以及横贯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计划生育这个特定事物进行了足称深入的辩证性批判反思,也在于对所谓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后三十年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小说中关于“我”的老同学袁腮所一手创办的牛蛙养殖公司的描写上。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就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天生丽质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品性的陈眉,在小说中曾经先后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在广东。一场突然降临的大火,对其心理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第二次打击,则是因为她返回故乡之后在袁腮牛蛙养殖公司的代人受孕行为。在这次打击中,陈眉成为了一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被剥夺者。必须注意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负面因素已经出现了某种愈演愈烈的可怕状况。一方面是不合理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总体道德精神状况的每况愈下。就这样,通过陈眉这一人物个体的悲惨遭遇,莫言从一种悲悯同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出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不合理的一面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抗议。 正因为莫言在《蛙》中从其深邃理性的历史观出发,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进行了相当深入透彻的批判性反思,所以,我们也就完全可以说,他的这部《蛙》确实成功实现了对于《生死疲劳》的全面超越,可以被看做是莫言已经企及了一个新的思想艺术制高点的一部杰出作品。然而,一种深邃理性的超越性历史观的确立与体现,还仅仅只是为《蛙》更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并不足以说明《蛙》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了。我们之所以认定莫言的《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长篇小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家对于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与对于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这样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其中最具有人性深度与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姑姑与“我”即蝌蚪这两位主要人物。姑姑可谓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早在她的幼年时期,姑姑就曾经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奶奶一起被侵华的日军抓到过平度城里,有过与日军司令杉谷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作家之所以为她设定这样一种特定的身份,正是为了使她那样一种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疾恶如仇,甚至多少带有一点草莽豪气的男性化性格特征具有更加充分的说服力。姑姑的这种性格特征,在她甫一露面接生陈鼻的过程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实际上,这个时候姑姑的内在精神世界,其实很有一些被我们的国家机器所扭曲异化了的意味。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注意到那位后来驾机投奔了台湾的飞行员王小倜,在他留下来的日记中对姑姑作出的“红色木头”这样一种评价。由此即不难认定,早年姑姑的精神世界确实存在着被当时的红色革命文化所异化的问题。在此种甚为巨大的革命力量的影响与作用之下,性格本来就具有明显男性化特征的姑姑,就更是丧失了女性应有的温柔与娴静,真正地变成了一种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异常驯服的革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