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本期好像是“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专场。发表了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黄平的《从“劳动”到“奋斗”》、以及去年12月上海大学蔡翔教授主持的“1980：场域与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文章《方法、视野与可能性》。 黄平的文章值得一读。他认为通过对近年来最受争议作家之一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重读，可以反思80年代“改革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所遭遇的困境，这就是“劳动者”向“劳动力”身份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主人公孙少平显然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个普通“劳动者”命运的缩影。从“劳动者”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移。由此，“劳动”丧失了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改造世界”的面向越来越弱，“改造个人”的面向越来越强，“劳动者”的“劳动”被深深嵌入到不断固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变成不及物的生存手段。蔡翔主持的会是又一次尝试性的深入，与会者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和问题的讨论，以及各自存在的差异性，都能唤起人们对目前当代文学史研究活跃状态的注意。张堂锜先生是位台湾学者，他的论文《湖畔诗社研究若干问题考辨》没有大段的理论推演，也没有炫目的语言表达，而是扎扎实实，用大量可靠的史料说话，显示出我国传统治学路径的活力与他本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值得推荐。 （程光炜 栾梅健） 一、“励志型”读法：从“劳动”到“奋斗” 初冬的风呼呼地刮着，夜色从大地升起，渐次笼罩着茫茫的大平原。望着眼前的一切，我进退两难，欲哭无泪，心情降到了冰点。就在这困难的时刻，我蓦然想起了路遥，想起了《平凡的世界》里在街头秋风秋雨中茫然无路却咬牙坚挺的孙少平。① 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并勇敢地走下去。② 那些打工者，我的采访对象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是从这种盗版书上读路遥的，他们喜欢路遥的作品，它为他们艰苦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路遥是谁，甚至连路遥和琼瑶都分不清楚。③ 以上所摘引的，来自于李建军主编的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以及邵燕君所组织的北京大学一年级某班的读书调查报告。几位研究者使用这些材料，意在证明路遥的作品，尤其是受到学界“冷遇”的《平凡的世界》，在广大普通读者那里受到了欢迎。不必引述他们具体的分析，面对《平凡的世界》数十次的再版，几百万册的销量，这近乎是一个“常识”。④ 当年退掉《平凡的世界》的《当代》编辑周昌义就曾感慨到，“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⑤ 一方面是在大刊上无法发表⑥，问世之后又长期被当代文学史所忽视⑦；一方面是在普通读者群中广泛传播，无论销量或声誉都令人吃惊。《平凡的世界》所带来的这种“分裂”，让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颇为尴尬，有的研究者据此提倡路遥的精神境界与人道主义情怀，有的研究者则将对于路遥的怀念批评为是一个“仪式”。 限于文学观的不同，对于“路遥现象”，研究者有各种分歧与讨论。然而，一个必须破却的前提，就是将其限于文学内部予以阐释。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读者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如同笔者所引述的，普通读者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后感，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奋斗”，“《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⑧。路遥的读者群，有着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对于底层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对于《平凡的世界》这种“读者接受”的方式，笔者称其为“励志型”读法。 《平凡的世界》广泛传播所触及的“真问题”正在于此，正是在这种“励志型”读法的作用下，《平凡的世界》在学界长久的忽视之外，依然保持着特殊的“经典地位”，以及作为“常销书”典范的巨大销量。然而，这种被视为“自然”的“读法”，高度关联着90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市场”丛林法则、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剧烈、社会福利缺失、资源高度集中、利益集团僵化——底层的“流动”越来越艰巨，越来越依赖于“超强度劳动”，“精神”的力量因此被不断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励志型”读法可以被视作“90年代”的一个发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常销”。 真切地理解路遥，必须意识到，无论是路遥面向时代写作的文本自身，或是作为社会症候的“路遥现象”，都是高度嵌入在8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当下重读《平凡的世界》，不仅仅要在“新批评”的意义上“细读”文本，而且要重视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法”的“再解读”；或者直接地说不能仅仅将《平凡的世界》看作一部封闭的“经典名著”，而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视野中予以把握——无论是作家的“写什么”与“怎么写”，或是读者的“读什么”与“怎么读”，都是与“历史”密切互动，联系着“改革”这个“三十年”的“关键词”。正如罗岗所分析的，“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⑨从这样一种“形式”与“内容”或者说“文学”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入手，笔者尝试重读《平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