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为写作《创业史》，在长安县皇甫村住了十多年，就住在一栋破庙里。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作家为写作，是如何呕心沥血。同样难以理解的也在于，那时的作家如此全身心地投身于现实，他们确实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要他们不关心现实，不面对现实写作都不可能。他们不是生活在现实之外，而是在大历史之中。如果因此认为中国这些投身于现实斗争的作家们只是土包子，那就错了。柳青自幼聪慧好学，十四五岁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书籍，参与学潮斗争。柳青初中学习英文，一年多后，就可以读英文原著图书。后又自学俄文，一边介绍苏联文学，一边开始自己写作。在学校经常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时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柳青一度担任过基层干部，曾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1953年3月，柳青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开始定居皇甫村，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写作。柳青的文学创作，可谓是社会主义农村革命与建设的有机部分，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柳青为写作长期生活于艰苦之中，身体遭受严重病痛折磨，62岁那年因病去世。 《创业史》目前有两部三卷，最有影响力的当数第一部，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7年6月中青社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1979年6月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里主要讨论第一部。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是最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作品。作者原打算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写到高级社。但作者并没有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我们今天来重读这部作品，可以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上来理解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第一，文学回答现实的紧急问题。 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文学史著作通常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① 蛤蟆滩显然概括了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经历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未完成，这里交织着新旧两种习惯，两种势力的矛盾冲突。小说尤为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这一真理当然也喻示着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新一代农民创业的胜利保障。赵树理的小说特征之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但赵树理的问题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那都是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但柳青要回答的问题则具有历史宏伟的指向性，那是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的道路问题。柳青自己后来解释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正是要说明这样的真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② 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主题被文学史编纂者理解为：“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③ 从小说叙事来说，也确实可以看出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小说抓住主要矛盾，设计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此为主线索，来展开具体事件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小说确实展开了一个较大的生活画面，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中国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表现。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每个人都被卷入了社会革命运动，在更多的时候，小说描写了那些运动中的人们对命运与前途的迷惘，这种表达是对那个时期最真切与深刻的呈现。如果不过分追究作者认同的立场观点，这部小说无疑展示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深刻变动及其最内在的矛盾。很显然，梁氏父子的创业如同一部新社会的英雄传奇，新旧对比表明过去的历史只是失败的教训，而新的选择才指向未来光明前途。 但这样的主题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还可再加推敲。可以说，它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方针确立的意义来构造的。在当时，合作化运动在中央高层内部就有不同意见，邓子恢主管农村合作化运动慢一点，就被指责为“右倾”。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可以安居乐业，却要农民把“土改”分得的土地和自己开垦的土地全部交给集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合作化运动作为大办人民公社的前奏，无疑是一项劳民伤财之举，给中国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创伤。 但是，在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矛盾，并不只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推动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根本的问题在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不能共同富裕，那就只能选择共同贫困。防止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这是建立互助组到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基础。也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村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才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政治集中才能得到巩固和贯彻。我们今天可以反思这种制度如何存在问题，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却是怀着高度的理想和抱负，要使千百万的贫困人民群众脱离贫困，只有走组织化的道路，在中央的一体化的领导下去战胜艰难困苦，中国才有出路。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中国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和敌视，冷战和再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一直是其外部压力。在如此情势下，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变成毛泽东的首要政治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那个时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今天可以说，那个时期的中国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至少在经济生产方面有更好的模式，但对于从战争中走出来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来说，其原有的政治理念就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理想不可能改变。柳青在当时以他在农村的实际工作和对中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写下这样的作品，回答了当时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紧急而重要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独特经验，它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内心情感，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学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来理解，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