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周作人文集的版本校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正如王风先生在《废名集·后记》中提到，这是“一个人也做不了”① 的工作。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虽然工程浩大，仅凭个人之力难以进行，可始终不去触碰，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终是一种缺憾。因此，不妨先做一些话题的切分，从一些有意义的角度先行进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似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选取了周作人文集中的鲁迅叙述来进行相关讨论。 一九三六年鲁迅刚去世不久，周作人就应《宇宙风》杂志社之邀，写了两篇回忆鲁迅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宇宙风》第二十九、三十两期首篇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两文随后又被收入周氏自编《瓜豆集》② 中。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周作人又将自己写作的一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③，而旧作《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也作为“附录”收入。然而，如果将《宇宙风》上的初刊本（包括收入《瓜豆集》中的文本）与作为《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的文集本进行对读的话，会发现后者较之前者做过了相当多而且巧妙的修改。关于这一点，顾农先生在《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④ 中，已对周作人删改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揭示。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改动这两篇文章，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进入五十年代，出于对文坛气候、时代变迁等因素的考虑，周作人必须对二十年前的回忆文本做出删改。然而两个版本的比较结果，却又指向一些更深入的发现。 一般来说，初刊本要比解放后的修改本更值得珍视，因为它更加接近作者的心灵原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改本的价值就随之降低。况且周作人文集版本的具体情形如何，还有待日后对各个文集汇校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的两种版本间的差异，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的叙述对象，叙述者也是同一个人，为何二十年间的言说形态会发生如此多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解放后修改本的存在，才使得周作人很多微妙的心态信息得以浮出水面，显现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修改本与初刊本其实同样重要。近读《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发现此书也只收录了一种版本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⑥，即《宇宙风》上的初刊本，而到了涉及一九五六年的第十二卷时，则未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修改本。我建议日后可将两种版本并行收录，以呈现周作人不同时期的鲁迅叙述。 修改本的重要性，正在于它透露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与二十年间文坛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回归三十年代周作人的言说语境，会发现这一时段的周作人对于左翼文学始终微讽不断，始终有一种相当紧张的批判意识。因而，面对鲁迅去世后掀起的纪念热潮，周作人选择冷眼旁观。自一九三○年以来，周作人受过左翼文学的批评，也批评过左翼文学，结合这番经历，会发现他在一九三六年回忆鲁迅，其实有这样一层潜在动机：即以鲁迅逝世为契机，由客观叙述鲁迅生平学问，反衬出在鲁迅纪念中虽然卖力宣传鲁迅，实则不懂鲁迅、乃至利用鲁迅的左翼文学家们的“虚诞”⑦ 之处。 周作人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鲁迅身后被随意曲解的命运。例如，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谈到那篇写于一九二二年的《关于〈阿Q正传〉》未被收入自编文集时说，这是“以免为无论那边的批评家所援引”⑧。熟悉周作人言说语境的人就不难察觉，尽管说的是“无论那边的批评家”，但实际上指的就是左翼批评家，不把自己当年的评论文章收集，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鲁迅评论也被左翼批评随意取用的命运。此句到了五十年代的修改版中就变成了“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⑨，将原先别有所指的深层意蕴消抹殆尽。 正因为三六年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种针对左翼的有感而发，因此他才反复强调自己的回忆是极具价值、符合事实的海内孤本，绝无制造加添的虚诞成分。而这种“不虚诞”的写作标准，也一直延续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称其《鲁迅的青年时代》是“以报告事实为主”，绝无“制造加添”与杜绝“空想乱说”⑩。由这番表述来看，周作人对二十年来从未停歇的鲁迅纪念实际上仍然保持距离，人为添加或主观臆想在他看来都是鲁迅纪念中需要力戒的因素，实际情形当然事与愿违。进入五十年代之后，鲁迅地位急速上升，周作人的处境愈显尴尬与边缘，他不可能再锋芒毕露地针对左翼的纪念鲁迅有所指摘，而是回归他一贯立意，提出要呈现鲁迅作为“一个人”(11) 的平凡事实。 因此，可以看到，初刊本中，周作人便提出鲁迅形象塑造着存在着“人”与“神”的对立；到了修改本中，周作人删去了“神”、“神话”、“神学”、“偶像”、“傀儡”(12) 之类讽刺左翼文学有意无限拔高鲁迅的用语，仅指出鲁迅有被当作“超人”(13) 的倾向。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公开出版的鲁迅回忆集中，周作人删去了“神话”之类用语，但就在做出这一删改之后，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却仍然保留了“神”的提法，对曹氏《鲁迅评传》不把鲁迅“当他是‘神’看待”(14) 表示赞赏。周作人的鲁迅评说中始终有一些固定不改的评价，比如三六年十月二十二号，上海《大晚报》刊载了周作人在鲁迅刚逝世之后所接受的采访谈话，突出一点就是强调鲁迅的“虚无主义”与“悲观”(15)，这一回忆引起了当时青年的极大不满，曾有人写文章公开批评周作人是“气愤”“一般毛孩子”对鲁迅的“崇拜”(16)。然而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号给曹聚仁的信中，周作人仍然说曹聚仁能看到鲁迅的“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是“十分正确”。这似乎体现了公开表态与友人私语之间的微妙差别。然而，《周曹通信集》七三年是在香港公开出版的，周作人意识到这一见解迟早会公布于众，这是否有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他对鲁迅评价自有其“恒”与“变”并存的特点？虽无法给出确凿答案，但无论如何，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当不再有可能借题发挥与意气用事时，却正是他真正平心静气地回归鲁迅、从情感上接近鲁迅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