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1—0070—06 引论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对传统中国文学的划时代革命，那么，延安文学则是五四之后现代中国文学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而这种转型的动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形塑了延安文艺的形态模式？这显然是一个关乎文学发生学的问题。 较早涉及延安文学发生学研究的著作是贺志强等人编著的《延安文艺概论》，该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延安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苏区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陕甘宁边区地域文化对延安文学的影响；刘增杰认为，延安文艺是中央苏区文艺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继续，是特定历史时期血与火交织的抗日战争的产物；陈思和、王富仁等人则强调“战争文化规范”对延安文学的制约作用；另有一些研究者特别关注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权利话语对延安文学的规训与整合；而孟悦关于《白毛女》的精彩分析则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延安文学的丰富复杂性与历史多质性；席扬等人则将孟悦所提出的解放区“不同文化传统”归结为三种文化观念：政治文化观念、知识分子文化观念和农民文化观念，三种文化观念既认同又扬弃，形成新的文化整合。 总体看来，随着延安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延安文学的发生学阐释也越来越全面、深刻。但不无遗憾地看到，农民文化之于延安文学生成发展的诸多问题却始终是延安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仅在一些探讨文学与区域文化关系的著作或文章中偶有涉及，如赵园的《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席扬的《多维整合与文化重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栾梅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等，总体而言，是比较零散、比较贫乏的。而事实上，农民文化恰恰是延安文学生成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语境。尚可欣慰的是，随着民俗学与民间文艺（文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到延安文学与陕北民间文学、民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赵树理、李季、马烽、西戎等延安本土作家的文学实践在视角、语言、文化选择、审美取向、叙事模式等方面与民俗民情、民间好尚、民间曲艺、民间宗教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延安文学与农民文化”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农民及其文化传统：延安文学生成发展的一种结构性力量 韦勒克和沃伦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研究莎士比亚？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与众人的共同之处，我们要寻找的是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的东西，这明显是个个性和价值的问题。[1]6它启发我们思考：延安文学的特异性在哪里？作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一种形态，延安文学与此前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最显在的不同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同样是作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延安文学与此前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最显在的区别在于“农民”及其文化传统成为文学的一种构成性、方向性要素。农民作为延安文学最主要的接受者与参与者，农民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伦理道德以及风俗文化时时处处影响、制约着延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路向，延安文学的成败得失无不与农民及其精神结构密切相关。这不仅因为延安文学的生存空间在农村，主要接受群体是农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伴随着政治上的崛起，农民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日渐凸现。作为文学的主体，农民不仅是文学表现、歌颂、赞美的对象，农民自己还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中来，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创作和批评的主体。对延安文学而言，农民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而是文学生存发展的一种构成性、方向性力量，这种力量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渗透在延安文学观念建构以及文学实践的过程与细节中。换言之，“农民”之于延安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农民文化传统参与了延安文学的整合与重构，更在于“几千万政治翻身的农民提出了文化翻身的历史要求，这是解放区文学产生的前提”。[2]453所以，“若把解放区文学看作是新文学作家与中国农民的广泛对话，也许能更准确而深入地理解这种文学现象的历史本质”。[2]453 当然，中国文学中农民的身影早已存在，从《硕鼠》、《伐檀》到白居易的“悯农”“伤农”诗，从汉乐府民歌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十分丰富。知识者作为农民形象的代言人，其话语立场、审美趣味直接关联着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书写。白居易与陶渊明分别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想象农民的两种态度：前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充满悲悯和同情；后者则把乡土田园视作逃避污浊现实的净地乐土和世外桃源，其中的农民朴拙单纯，保有自然之子的淳美天性。这两种态度在现代中国文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对现代中国文学作一个粗线条的梳理，可以发现，在五四文学之后、延安文学之前的现代中国文学至少有三种想象农民的话语方式：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人生派”乡土文学，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文学，一是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文学。“京派”乡土文学无疑承续了陶渊明乡土田园诗的恬静与优雅，鲁迅和茅盾则进一步弘扬深化了白居易人道主义精神的深挚沉郁。但无论是鲁迅、茅盾还是沈从文，他们作品中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做是他们“自己”眼中的农民，作为知识者的镜像符码，这些农民往往是知识者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理念、理想追求的媒介，是知识者自我意识的主观投射。作为言说的主体，知识者高高在上，以文化和身份的优越俯视着广袤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批判、同情抑或歌颂，往往是知识者自己挑起的话题，自己做出的结论。相应地，农民也成了被想象、被表述、被言说的客体，所以，他们时而是急需救治的“精神病患者”，时而是宜人悦目的“花鸟”，时而是充满力量的复仇群体。我们无意于辨析哪一种表述更接近“常态”的农民，而只想强调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文学与农民之间隔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言说的主体——知识者与被言说的客体——农民之间隔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