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哲学来源看，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物化世界”和理论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是区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水岭。所以，至少表面上连接这两个十年的文学批评经验，似乎就是“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这么简单。批评话语、修辞方式也似乎只是民族、国家、家族、整体、复数的我们等等转换成个体、家庭、个人、细节、单数的我就行了。而这些又自然而然接续“新世纪文学”的命运、私人、身份、生存、生命等批评话语。 依我看，如此的“打通”完全符合文学运行的事实，就是再高一点来审视，以个体为圆心对个人、私人、日常、身份、生存、生命作性别、种族歧视、政治和女权的考察，叙事研究、文化分析、符号和话语权力这些新型批评策略，最终要到达的地方也无非是拆解现行文学生产机制、重新配置经典命名，实现文学的日常生活化和消费主义娱乐化目的，文学的面目也就变得与时俱进了，文学不死的论证才可成立。那么，充塞于多数理论版面的批评文章，对眼前文学创作的衡定和评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条浅浅的操作逻辑。要说其中有什么历史因由，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今写作比较勤快的批评家，一般都是“70后”、“80后”乃至“90后”学人，他们没有过重的历史包袱，抓住一点就是一点，完全凭个人生活经验、阅读感受论评作品，只要延伸到80年代或者90年代背景的，因为那是批评家的童年时代，就只能借用书本上了解的西方学者的理论搪塞了事，这是“重返”一路批评很难有厚重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学术评价的“量化化”直接导致文学批评成了借题发挥、演练知识的场所，长长的引文、成堆的理论概念直逼“文学理论”——韦勒克那里本来明确区分过的文学批评功能，在这些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反而不是研究个别的文学作品和现象，而是文学史应该研究的“时间过程中的文学作品系列”①。也就是为文学史写作，为文学理论的建构奔走号呼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多少心思通过深挖眼前文学给批评树立时代风貌的微观信念了。另外，再加之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批评的创建者也多数人到中年甚至老年，要么转向文学史研究，要么淡出江湖。站在今天的立场，对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及其批评的语境性还原，就显得非常个人化。以处理个人感觉的姿态回眸前两个十年，使得前两个十年的批评经验变得十分局限，以致当下的文学批评只能是稍高级一点的话语重复。 80年代形成的启蒙主义批评，究竟为什么到90年代就变得不堪有用？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信息怎样摆布了文学批评的局面，等等。我相信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见得就是简单地解释几个关键术语那么肤浅。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更看重从90年代经历者的回忆中看取90年代文化气候的形成、崩溃过程，也同样看重从90年代思想界的重要论争夹缝中，了解90年代文学批评被思想文化氛围左右、牵制，最后丢掉批评主体的遭遇，或者阴差阳错选择此而不是彼的经过。这样的思路，面对的实际上就完全不是批评界几乎隔几年就要“倒回去”对过去残余现场进行清理，再从清理的历史遗物中获取灵感，进行远距离观照眼前文学的做法。比如80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此前文学史的筛选，90年代“再解读”、“重写文学史”对50—70年代文学的二度处理，等等。如果“工具论”时代与80年代文学批评因“方法论”而走向了简化道路，那么，80年代“启蒙主义批评”在90年代的难以为继，乃至新世纪十年中“底层”批评的兴起，表面上看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好像在人道主义的大旗下取得了应有续接，实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毫厘”是说启蒙主义批评与底层文学批评，它们藉以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来自五四，是“立人”哲学观的血脉；“千里”是说底层文学批评，不管通过新世纪叙写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生存处境文学时，所启用的启蒙话语如“尊严”、“生命关怀”、“公平”、“平等”等已经不是80年代的语境，80年代因为政治上的解冻，这些话语指陈的对象就非常明确，每一个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个体都能直感到批评对象的巨大阴影，它是客观存在。而底层文学阶段，这些批评话语虽则具有原初的思想属性，但当批评始终缠绕在底层究竟指什么，谁有叙述底层的资格这一类争执中时，这些启蒙话语其实被置换成了批评者向内的自责。或者干脆成了论证文学纯不纯的批评策略。事实是，有关“文学性”的批评已经误导了底层文学的创作走向，“底层”不是因其社会学的属性而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恰好是因为底层文学提供了稀奇古怪的故事，并且也是因为故事的曲折和情节的跌宕、人物命运的扑朔迷离，激发了批评家分析的灵感。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就是这样承担了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课题。 回到1990年这个交界处，据《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两书信息显示，聚集其中的过来人（不少还是80年代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回忆表明，80年代首先是一个无比崇尚知识的年代，想方设法求知是80年代的一大特点。其二是渴求知识的进取激情使得求知而并不单纯求知，朋友圈里、小小沙龙里无意识进行辩论、争执，以及由辩论、争执必然涉及的对于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世界观等庞杂问题，因此80年代可谓是人人参与时政、人人参与个体理想建构的时代，套用访谈者之一陈平原的话，那个时代的谈论性质可谓“上到日月星辰，下到国计民生”，无所不谈，相信这不只是文学知识分子一方的情况。唯有如此“开放”的外部环境，如此充满激情的参与意识，才配孕育思想和塑造思想者。这大概就是延续至今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出场背景。而“新自由主义”虽然本意在于帮助国家的改革开放，因为它用来批判“新左派”的主要对象就是“新左派”对于新兴市场的扬弃。紧跟着把个体如何获得平等、尊严、民主的法宝押到大众文化，乃至把自己也变成极端“市场主义”的路线。就是这种基本符合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构想的思潮，却在此时被遏制。 之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当然不可能停止，然而论争中格外尖锐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却有了悄然的转换，这是今天考察90年代这个行之未远时代文学批评时必要的逻辑起点，也是不能不重视的批评思想基础，尤其是“新左派”的思想遗产。 转型时代的社会冲突与思想分化，肇始于1992年。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导致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但其经济转轨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此进入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的风险社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28，1995年为0.38，2000年则升至0.458，“已超出正常状态而进入警戒状态”②。按照中国经济学家孙立平的概括，90年代的经济转轨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与80年代改革所经历的社会财富从国家向社会扩散、农民等弱势和边缘群众普遍受益的过程相比，90年代则是一个资源向个人积聚的年代③。面对利益分化和社会断裂，对改革之正当性的质疑、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诊断以及重建中国知识批判传统的不同路向，导致了新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分裂。发萌于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泛自由主义思潮，纵向接续严复、胡适，横向受西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波普尔、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影响的“自由派”，主张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同样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则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汲取灵感，尝试重新建构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前者以徐友渔、朱学勤等为代表（主要是政治自由派），后者的领军人物是汪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