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在大陆出版界、文化界仿佛兴起了“打捞”记忆的热潮。大量回忆录、口述实录、传记类的出版物（包括文字的和影像的）纷纷面世，其中很多冠以“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等标题，很多刊物开辟的“民间语文”类栏目也发挥着相似的功能。不管作者和出版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也不管读者的消费心理是什么（是认真地反思历史还是游戏式地消费历史），这首先都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严重的遗忘症，或刻意或无意地回避历史、清除记忆，特别是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记忆，其结果则是导致灾难的一再重演。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的编者似乎意识到了保存记忆问题的紧迫性与严肃性。李陀在序言里直言其编辑动机“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第6页）。他认为，记忆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记忆和权力、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他说记忆“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被争夺的殖民地”，并指出：“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与反垄断。”（第6页） 这番话让我想起刘易斯·科塞在为哈布瓦赫的名著《论集体记忆》写的“导言”中谈到的一段经历：“最近几年（按：大概是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和苏联同事的谈话中，每次当我们讨论最近在苏联发生的事情时，我总是一次又一次被他们某种程度的闪烁其辞所震惊。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了，原来在最近几年中，这些人被迫都像蜕皮一样将自己的集体记忆蜕去，并且重建了一组非常不同的集体记忆。在斯大林的血腥政权下，许多过去的重要历史人物遭到诽谤、诬蔑或杀害，但现在所有这些人都被赞颂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重要的革命英雄。苏联最近七十年的整个历史都不得不推翻重写。不用说，新的历史书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倚，但在摧毁旧的历史这一点上，它们却是同出一辙。”① 在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的笔下，东欧知识分子在记忆问题上面临同样的困境与痛苦：“今天，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还保持着连续的情感。其他人则必须将记忆抹掉；他们不允许自己保存记忆……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② 科塞与康拉德的经验对我们这个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民族而言特别能够引起共鸣，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我以为李陀的担心应该放在这样的特殊的语境中加以解读，才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性。 李陀还谈到了在当今中国记忆所面临的更严重危机：“历史记忆在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第6—7页）李陀对记忆和历史的娱乐化、消费化以及学科化、专业化、小圈子化深感忧虑。最后，他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现实好像要证明，人的记忆似乎没有必要一定和历史联系，人的记忆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车子票子，事无巨细，锱铢必较，没有昨天，没有过去。”（第6—7页）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严肃文化回避记忆是记忆在当今社会面临的一种危机，那么，大众文化通过软性暴力来娱乐和消费记忆则是记忆面临的另一种危机，更重要的是，这两者内在地纠缠在一起。 由此更能明白《七十年代》的编写者打捞历史的努力之可贵。7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前一大半属于广义的“文革”时期，后一小半属于“新时期”（此一划分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尽管有种种限制，“文革”和“新时期”并不是未被书写的“处女地”，很多人的回忆和历史、文学书写还是经常触及它们。无论是“林彪事件”、中美关系变化，还是“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等等，这些70年代的大事，都曾不止一次被回忆和叙述过，特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也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了书写70年代的基本模式，我称之为“新启蒙”模式。它由觉醒、控诉、反思、告别、憧憬等几个叙事要素和主题词组成，从属于现代化这个宏大叙事。由于这个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记忆书写与历史叙事的支配地位，并发挥着类似福柯所言的“知识—话语型”的功能，规范着关于70年代的各种书写，致使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此类书写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③。不仅回忆的内容相似，而且书写的立场、回望的姿态以及评价的尺度，无不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二 《七十年代》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这个统一的70年代叙事的瓦解。从本书收入的三十篇关于70年代的回忆文本中，可以明显看出：不仅叙述者对于70年代的回忆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作者的家庭出身以及城乡背景造成的，可以比较一下张郎郎、朱正琳、北岛、鲍昆、徐成钢等与邓刚、阎连科、王小妮等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其唤起、整合、组织、呈现和书写70年代记忆的框架，以及评价这些记忆和经验的尺度已经分裂。如李陀所言：“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