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107－06 文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文类意识的觉醒是文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的文类意识和理论是文类研究的重要的历史财富，如《文选序》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分类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盖自秦汉而下，文愈胜；文愈胜，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文类观念的形成与编辑、研究活动关系密切，强调具有相同的类特征的文本的集合，具有类型学意义。在西方传统文论中，文类是有特指的对文学作品作的史诗、抒情、悲剧的划分，是充满了等级意识的严囿于创作作品的文本分类。杜威·佛克马所说，“歌德也为抒情诗、史诗及戏剧间的区分做出贡献，并使其经典化。这种区分现已被广泛接受，但却又相当有弹性。……主要文类间差别的弹性表明文类的概念有助于阅读和写作，既约束了也开拓了我们选择的可能性”[1]。 文类意识提供了我们考察一地、一个时代的文学在传统进程中的生动形态和主要成就的可靠视角。在文学研究本体化特征日益显著的当下，文类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展示出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空间。东北现代文学以其特别的地域特点为基础，在清末民初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体呈现为文类方面的显著改变，文类建设承载并具体体现了现代性转型内涵和相应的文学成就。通过对东北现代文学的文类意识的研究，可以较为深入地、本体化地考察东北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意识的形成轨迹、特点和成就。 文学在长期的历史运行中形成传统，由于文化、物质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种类，进而联结成各个独特的文学体系，相沿发展，蔚成传统。这就是T.S.艾略特所说的：“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2]（P2—3）对文学现实而言，这一传统是生动的长期的文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处于显性还是隐性的状态，都是富有活力的，“传统具有一种广泛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其内部相对稳定的因素，并非是僵化的而是具有永远鲜活的生命”[3]（P129）。 文学传统不是抽象理念的集合，而是由种种文学类型联结而成。各种文学传统的不同正在于它们所拥有的文学类型不同，这些文学类型中所含有的相对稳定的质素决定了传统的内容。因此，韦勒克指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都是由它所参与其内的美学传统所决定的。在他看来，文学的各种类别可被看做惯例性的规则，这些规则强制着作家去遵循它，反过来又为作家所强制[4]（P256）。于是，“对于每一类型内部而言，都有一套基本的惯例与规约”，“无论作者是违背或是采用这些惯例，它们总是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P129）。所以，任何一想文学活动都无法凭空进行，正如加拿大学者弗赖在《批评的剖析》中所说的：“诗只能从别的诗中产生，小说也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混淆独创性与自然产生的东西，设想一位很有创造性的诗人坐下来，拿起笔和纸，终于在一种特殊的创造状态中完成一首新诗，这种批评观点是很难让人接受的”[5]（P168）。 从文类的视角看，东北现代文学在这一时段的转型内容丰富，形式质素有较多的消长更替。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行程较为独特，呈现为“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即与古代中国社会的“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与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6](序，P3)。这是一个内部已有着激烈跃动的自体新陈代谢质素的社会，这些质素在外力的促动下生变尤速，这也就是陈旭麓先生考察出的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特征的“迅速的”“新陈代谢”，也即近代中国社会演进成果是内部结构急切演进与外力迅猛压迫共同构成的，由是呈现出社会、文化被迫进行迅疾的现代化转变在文学领域引生的一系列现象。东北文学文类的现代性分化集中于20世纪初年，粗略地划分，有旧体诗词向现代新诗的演变，评话、故事、白话等旧体叙事文学向现代小说的演变，各种诗文戏评为主的旧体文论与批评向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演变。用“演变”指称这一阶段的变化，只是约略切近的；这一时段发生在东北文学传统内部的变化异彩纷呈，有传统内的继承、裂变，也有外部移植，有延续发展、发扬光大，也有在不断的边缘化过程中消失。 从旧到新，哪些关键内容发生了变化？哪些旧质素退出了，其退出的意义何在？哪些新质素出现了，如何出现的，作用、功能是什么？其间的进与退作为文学现象对于文学史有着深刻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会思想、文化、话语的变化。比如，从创作的视角回溯东北新文学发轫初期的情形，就会发现，当时的文学潮流由两种力量汇聚而成，一股来自旧文学域，作品出自在传统文化、文学教育中定型的旧文人。如《盛京时报》初年，“小说”栏连载《德皇赴法被执下狱》、《俄灭波兰记》、《法国盛衰记》等长篇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中的立宪变革要求隐有呼应，“文苑”更多地为旧气派笼罩，是旧体诗、词、文应酬唱和、抒怀记传的平台，其情感特征、言说类型一仍其旧，“如是楼稿”的《范牧之小传》[7](1907年5月12,16,17日)，神追魏晋以来的文人品藻之作，品评标准和语言表述均仍旧体，是十足的传统的延续与表达。诗词作品中，梦石瘦人的作品居多，訒蓭、陶太均、空空道人等也偶有发表，传达的均是传统文人的生活内容，友朋间的唱和，行游宴饮、触景生情的感受成为诗词主题，如《出京感赋》[7](訒蓭，1907年5月31日)、《漫兴为雪儒赋》《二十五夜残月》[7](訒蓭，1907年6月1日)、《病中》[7](未署名，1907年6月2日)，梦石瘦人的《有感》[7](1907年6月8日)、《咏史》[7](1907年6月20日)、《祷佛》《拜月》[7](1907年7月5日)、《小聚》（二首）[7](1907年7月18日)、《夜宿青岩寺》[7](1907年7月25日)、《感怀》（七首）[7](1907年7月19,20,23日)，《蜨》《鸡》《蠏》[7](1907年6月13日)、《春燕》（四首）[7](1907年6月22日)、《团扇》（六首）[7](1907年7月2,3日)等咏物诗，以及“用杜子美秋兴原韵”的《沈阳八景诗》及“续”、“再续”共十数首[7](1907年7月7,9,14,16日）。这些诗作应属旧文学体系，旧体诗词的类型特质尚无改变，其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初步欲求也属滞后。但这一文学现象仍隐含了东北文学朝向现代性的改变，即当时在文学体系内率先起了变化的是传播环节，现代报刊作为有偿发行的现代性传播媒介开始改变文学生活，首先是形成新的创作－接受文学关系、生产－消费的经济关系，进而影响文学意识的改变。上列梦石瘦人作品目录并非他1907年6—7月间刊发在《盛京时报》上的全部诗作，但无可置疑的是梦石瘦人不到两个月间在同一媒体上发表了数十首诗词，这显示了诗词创作中另一值得关注的质素变化，即文学传播媒介的改变及其效应。文学传播机制中，现代报纸的介入对文学生产产生了影响，这一周期短且固定的介质提供了迅速、频繁出版的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在当时，现代报纸对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距离最短的介质，因此以其对社会生活的迅疾影响带动了旧文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介入，作为外力作用促动旧文学向新文学的改变。另一股力量来自新文学，是接受了新的文化特别是教育范式后的创作。这里就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旧文人的社会生存依据（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阶层位置，这些对其文学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文学活动是否存在功利性，这些外部因素对文学文本发生了哪些作用。对于新式知识分子的生成同样值得关注，东北现代文学社团成员很多是新式教育模式下的大中学生，他们的文学实践和成就体现着现代教育对于社会变革的功能、特点和作用。文人的职业，比如报馆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状态（全职、业余、兼职），文学创作是否足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但一些传媒的实体化使之发生了巨变，即商业化。商业化对作者、文本、媒介、读者都有影响，而且是有着非同以往的巨大影响，其力量足以使文学与社会发生双轨演变。这也是文类出发的文学研究要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