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0）03－0166－07 早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和域外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像卢戆章、严复、黄遵宪、周氏兄弟等，就已初步探讨或使用过分段、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初步的尝试并未对文学变革产生很大影响。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在思想革命、语言变革和书写形式变革方面“三管齐下”，最终取得了文学革命的胜利。讨论文学革命及其现代文学的形式特点，“书写形式”的变革，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留美时期胡适对变革“书写形式”的尝试 对于清末语言变革中新式标点、分行分段等书写形式的提倡和应用，胡适并不陌生，显然对他倡导文学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林译小说都用圈断句，故能读者较多”。谭嗣同、梁启超等的“新文体”，“靠着圈点和分段的帮助，这种解放的新文体居然能做长篇的议论文章了；每一个抽象的题目，往往列举譬喻，或列举事例，每一譬喻或事例各自成一段，其体势颇像分段写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所以气势汪洋奔放，而条理浅显，容易使读者受感动。”[1] 胡适在发起文学革命之前的1915年，东美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① 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与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胡适这年8月为会议作了英文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其中提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他说：“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说见所著《文字符号论》）。今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之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意义之确定不易。”[2]胡适说他这里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是学外国文得来的教训。事实上，胡适早在这一年的6月，为当年创刊的《科学》杂志作了一篇长约万字的论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这篇长文发表于1916年1月《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他在日记里记此事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后此文中，当用此制。”[3]胡适为《科学》创作此文并非偶然，由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此时已经采用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科学》杂志对于横排和新式标点的采用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本杂志印法，旁行上止，并用西文句读点之，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程序，非故好新奇，读者谅之。”② 可见横行书写及新式标点的提倡，首先是受西洋拼音文字和科学文章的影响而提出的。这从大的方面说，文学革命本身的用意，在于以西洋的科学思想和精神改造中国文学。用西洋文学描写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来衡量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含糊笼统以及由此而养成的国民笼统含糊的思想，都有悖于科学精神；③ 若从小的、技术的层面来看，在这一愈趋于世界化的时代，中文原有的书写形式即不合于印刷术的要求，也有碍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我们说，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看起来是一个小的枝节问题，但究其实，它与白话文的采用一样，都是使语言朝着通俗化、精确化方向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但这些在科学文章等应用性的文章中早已使用的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为什么也要在文学革命时再经多次讨论而应用到文学中来。汪晖认为，这是由于白话文在近代经历了以西方为榜样的技术化、科学化的改造过程。科学语言成了新的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创新源泉。尽管汉字及其书写是一个古老传统的产物，但中国的现代语言，特别是中国现代语言的书写形式是以科学语言为元形式的。他说：“我所以如此强调现代白话文经历了技术化的过程，是因为白话文本身并不是全新的创制。唐代口语文学的存在由于敦煌发现的古写本而得到确认。宋代的评话、元代的杂剧，以及宋代以后的儒者、僧侣的语录，元代由蒙语译出的皇帝敕语、圣旨和颁布的法律，以及明代的小说都是白话口语的见证。正由于此，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白话文和文学语言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人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叙事注重于为白话寻找历史合法性，而忽略了这种现代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关系。其实，1916年就在《新青年》杂志孕育白话文运动之前，胡适在《科学》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应为“第二卷第一期”，笔者注）发表了他写于1916年6月的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及两篇附录《论无引语符号之害》和《论第十一种符号（破号）》，这些文章不仅发表于首用横排、标点的《科学》月刊，而且在某种是意义上也是对于《科学》月刊的一种说明。《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文字符号概念（无符号之害）’、‘句读论’和‘文字符号及其用法’。文中规定了符号十种，在引论部分，他讨论没有文字符号的三大弊病：一为意义不能确定，容易误解，二为无以表示文法上的关系，三为教育不能普及，实际说明了语言变革的基本方向。”[4] 二、《新青年》对“书写形式”的讨论和实践 以科学语言的精密、准确及其书写形式的规范来革新文学，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证诸当时的言论，也可见文学革命确实具有科学化的取向。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李濂镗致胡适的信中说：“盖今日吾国欲臻富强之域，非昌明科学普及教育不可。欲昌明科学普及教育，则改良文学，实入手第一着也。”这非常清楚地说文学革命的目标和取向是“昌明科学”、“普及教育”，而文学革命只不过是其手段。既然要昌明科学，那么文学改良就得以科学的精神和规范来进行。这是文学革命要将科学语言的形式规范变成文学的形式规范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