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3-0029-06 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平津等文化中心的陷落和大规模通货膨胀的降临，中国新文学赖以生存和独立发展的现代稿费制度日趋崩溃，职业作家的生活开始面临严重威胁。以“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1]之一的文协，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和社会部等有关党政机构的积极支持下，发动了全国性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对大后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运动的演化过程，正是新文学独立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走向崩溃的一个缩影。 一 如老舍所说，文协最初的活动，“差不多完全是在救亡图存的宗旨下活动着，还谈不到什么保障写家的利益，与写家谋什么便利”，但正是这些抗战文艺宣传活动，为文协赢得了有关党政机构和社会各界支持与信任，“照亮了明日的互助与合作的路途”[2]，奠定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基础。 1939年12月初，姚蓬子首先透露了文协“正在酝酿一个增加稿费运动，想在最近用文协名义发表一个宣言”[3]的消息。次年1月20日，姚蓬子在自己主编的《新蜀报·蜀道》副刊上撰文，指出战时物价上涨，“只有稿费一项比战前惨落”的事实，提出了作家们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要求提高稿费的要求[4]。不久，姚蓬子又召集老舍、王平陵、阳翰笙等26人举行“蜀道首次座谈会”，以“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为题，围绕着提高稿费、保障作家版税和请求政府帮助等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揭开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序幕。 综合来看，面对战时物价高涨而稿费下降的事实，与会者首先把矛头指向出版界，一致主张联合起来，向出版界要求提高稿费和切实保障版税。与会者另一个目标，是争取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具体而言，就是请求党政部门支持文艺作家向出版界争取正当利益，同时给予文艺作家实际的救助。香港的楼适夷在《文艺阵地》撰文响应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时，一面呼吁“出版经营者”，在“处理书稿，结算版税，付发稿费”的时候遵循一般的商业方式，能够尽可能给予作家方便和支持，一面“更热烈地期待正在领导战斗，正在作着战斗的政府和人民”[5]能够给作家以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昆明的李长之，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保障作家生活不能靠商人，而应靠政府。”[6] 而当时的舆论界，也同样是从请求政府帮助的角度来看待保障作家生活运动。重庆《大公报》率先刊发专论，把作家们的要求概括为“一面请求政府注意，一面请求与出版有关的各书店、报馆采纳方案的意见”，请求政府支持文艺作家与出版界的斗争[7]。《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了全国文艺作家对抗战的巨大贡献，肯定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迫切性，要求政府为作家提供实际的帮助[8]。《新蜀报》综合各方反应，也对党政当局的态度给予了积极评价，并透露了社会部正在协调各方意见，“请求当局从速制定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之条例”[9]的事实。 当时的大后方，“希望以杂志养活杂志，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10]，出版界已经丧失了为职业作家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能力。对文协来说，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的要求，“因为没有法令可依据”[11]，也只能寄希望政府出面协商。至于文艺贷金和救济金，更离不开政府。这样，无论要求出版界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还是要求有关党政部门提供直接的资助，都需要来自官方的力量，寻求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就成了保障作家生活的必然选择。 二 文协提出要求后，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等机构很快出面，组织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介入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1940年3月19日，社会部出面邀请社会部、政治部、教育部和中宣部等党政机构，共同商讨救济作家生活办法，“决定由中央各有关机关代表及文艺界人士若干人，组织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全国文艺界贷金及补助事宜，并经呈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决议，函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教育文化经费项下拨款拾万元，以为奖助基金”[12]80。4月24日，中央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拨款拾万元作为文艺奖助金”[12]72，以保障作家生活。该委员会由社会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振济委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各派代表一名，并聘请文艺界的人士11—15人组成。第一届委员会共21人，除来自上述党政机关的6人之外，另有文艺界人士15人。15名文艺界人，张道藩、郭沫若和老舍系文协常务理事，王平陵是组织部主任，姚蓬子出版部主任，胡风研究部主任[12]77－78。 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成立之后，一方面用奖励文艺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一方面救助贫病作家，提高稿费，在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会成立之后，很快通过了旨在救助贫困作家的《文艺界贷金暂行办法》和《文艺界补助金暂行办法》，以便保障作家安心从事创作。前者旨在“保障以写作为生之作家生活，俾能安心从事文艺工作”。具体实施办法是：作家出自己的创作计划，经所属文艺团体或者文艺界人士介绍，向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申请贷款，贷款归还期限为一年，不收利息，到期无力归还者，可申请延期[12]74－75。《文艺界补助金暂行办法》，则是对“因生活恐慌、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安心工作”者给予救助[12]75－76。据报告，该会1940年度共支付贷金6800元，补助金8600元。创造社作家老作家王独清，左翼作家叶紫，不甚知名的青年作者王锐，都曾受到该会救助[12]81－82。应该说，该委员会对贫困作家的救助，政党意识形态的色彩并不如想象中的突出，与文艺界的呼吁和意见相去不远。远在延安的周扬，曾致函老舍，希望文协“尽量争取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援助，“成立一笔相当数目的互济金，作特别困难的作家或其家属之用”[13]。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的工作，恰好呼应了周扬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