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渴求“世界知识”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世界”的知识框架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搭建起来的。“世界”被假定为一种合理的知识系统的表征，而“我们”中国固有的阐释方式是充满谬误的、不合理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是以对“世界”知识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为自己的基本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过程，在总体上可以说是“走向世界”的过程。“走向世界”凸显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由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努力以中国之外“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为基础，以国外引进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起点，经过1984年的反思、1985年的“方法论年”，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得到了最广泛的介绍和运用，从根本上引导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潮。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以中国之外的“世界”文学的情形为参照对象的，比较文学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式，该研究领域汇集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非常优秀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在此贡献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成果。新时期中国学人重提“比较文学”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多年，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红’过一阵子，‘热’过一阵子，但‘年终结账’，细细一核算，我认为在这十几年中扎根扎得最深，基础奠定得最牢固，发展得最坚实，取得的成就最大的，还是最初‘红’过一阵而后来已被多数人习焉不察的比较文学。”①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设立了以“世界”文学现有发展状态为自己未来目标的潜在意向，并由此确立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一书囊括了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个时期的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该著还在“导论”中阐释“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于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一时间，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讨论问题已经变成了保守封闭的象征，而只有融入“世界”、追逐“世界”前进的步伐，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1990年之后，我们重新质疑了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的思维方式，更质疑了以“西方”为“世界”，并且迷信“世界”永远“进化”的观念。然而，无论我们后来的质疑具有多少合理性，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或许充满认知谬误的“世界”概念与知识，恰恰最大限度地打破了闭锁的思维，让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架构中来理解自身的生存环境与生命遭遇。这就如同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重启“世界”的概念，第一次获得新的“世界”知识那样。“世界”一词源自佛经。《楞严经》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也就是说，“世”为时间，“界”为空间，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参禅论道，“世界”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述他们现实感受的普遍用语。不过，在近代日本，“世界”已成为知识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间感受的新语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及日本见闻的时候，也将“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中译的高潮，其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②。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译介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论著的广泛传播，“世界”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词语。“世界”一词回传中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是的，在一百年前，正是中国中心的破灭，才诞生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空间的概念，才有了引进“非中国”的“世界”知识的必要。 二、“地方知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反思，这些以西方化的“世界”知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压抑和遮蔽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特色？我们是否会在不断的“世界化”追逐中沦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对象？ 其实，一百多年前“世界”知识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在外来的（西方的）“世界”知识输入中国的同时，也伴随着主体自我意识的发展壮大，本土的、地方的知识恰恰也获得了生长的可能。一百多年前的留日中国学生在获得“世界”知识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强烈“乡土关怀”。本土经验的挖掘、“地方知识”的建构与“世界”知识的引入一样令人瞩目。他们纷纷创办的反映其新思想的杂志，绝大多数以各自的家乡命名，《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在这些以“地方性”命名的思想表达中，已经没有了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情。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热情激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