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我记得，1989年8月到年底那段时光，我们聊天最为频繁，那时你的写作停顿了，我也是。二十年过去了，虽然我记忆力还行，却不知为何，我居然想不起当时我们谈了些什么。后来，大概半年之后，你的写作恢复了，而我还是不行。关于这一特殊阶段以及你重新握笔写作的状态，现在能否回忆得起来？我知道你不希望说那些过于私人，或容易被强行误读为私人经历的某些往事，那么好，就抽象地谈一谈吧，就像你的小说，无论虚构或是非虚构，你的那些夹杂在对以往生活描述中的“抽象絮语”，常会唤起我相似的记忆。 王安忆：经过二十年时间，那半年的停笔似乎算不上什么，或者说，已经纳入整个写作的秩序和节奏，就像是呼吸。因此，如何重新启动的就也不重要，自然而然，在一个职业写作者的生活中，是一个常态。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调节，自己是不清楚的，但总是一个从新鲜到厌倦的周期。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迅速地恢复，可能是调节的两端不同，你是生活厌倦了，用写作来调节，然后再生活，而我是写作厌倦了，用生活来调节，然后再写作。也因此，生活于你是常态，我的常态则是写作。对你的揣测不一定对，只是用来对应我的部分，我可以对这部分负责。就是说，虚构于我是日常的生活，单有现实的一份显然不能满足我，要另外再衍生出一份。我曾写过一个中篇，题目叫“爱向虚无茫然中”，就是这个意思。 吴亮：说说你的母校吧，淮海中路小学和向明中学，那片街区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当年也先后在同一个小学与中学读书，一切都还在老地方，周围的建筑，商业街，行人面容，梧桐树荫下的光影，一种不断在变，又始终不变的气息……你在多篇小说里写到了淮海路以及附近的街区，关于上海这个城市你已发表过许多看法，不仅是个人观感，甚至还有宏观定义，比如上海是女人的，上海是世俗的——说点别的吧，你在此生活，你说你只能在此生活，你说你自从职业写作后差不多生活在虚构中，而你对世俗生活本身的关注及与此平行的写作生活又几乎倾注了全部心智与想象力，在我看来，生活在你这里，价值简直是双倍的。 王安忆：说到母校，是要惭愧的，淮海中路小学我只上了五年；向明中学，说是三年初中，事实上，因文化革命延宕升学一年，1967年才入校，原则上1969年初中毕业，但到1970年春天才去安徽插队落户，满打满算，总算够三年。其中却并没有上课学习，倒是充斥有无数游行，从淮海路走到人民广场，队伍就散了，三三两两走回来，有几次走不动了，就乘有轨电车回家，那电车与张爱玲小说中描写得一模一样，两排木椅面对面，穿制服的司售人员从车头走到车尾卖票，再走回去，拐弯时当当地响。不知什么时候，电车与轨道一并从我们的街区消失了。在香港也坐有轨电车，但就是不同，一是因为气候不同，从车后窗看着雨云变幻的天，空气中携带大量水分，湿溽，闷热，随时暗下的天，使得心情忧郁；二是人脸不同，南洋的人种，又经英国影响，风味奇特，尤其是少女，都有些神秘。而上海的电车，总是下午三四点的偏西的光，淡淡的疏阔的枝条影，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张爱玲的小说，也许是张腔修改过的记忆。小学校是散布在民居，那学校就有了柴火人烟似的，包了一团隔宿气，比我的家，一个上海新市民没什么积累的家更像家。我家就在学校后面的弄堂里，好像是为了练脚劲，下课时常常飞奔到家里，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只喝一杯凉开水，再飞奔回去，上课铃正好响。有一个场景铭刻在记忆中，就是站在几级楼梯上，对着后窗外，越过墙，可看见墙内楼顶一具圣母马利亚的石雕，那是震旦女子大学的楼，分成两半，一半是我们的向明中学，一半是现在的社科院，那时我们都叫做“党校”。夜幕中，那石像很清晰，再远处，更高，是一颗红星，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的尖顶。那个场景有一种寂寞，是本身呈现的，还是发生于凝视中？这其实已经在虚构了，我们都是一边存在着，一边虚构着。 吴亮：你曾说：80年代最初几年你很幸运，你结婚了，同时又得以专心写作，写作不仅成为职业，而且成了你的“志业”，人生的两个重大问题落实了。但你同时还说，如果仅仅是结婚，对你依然远远不够，因为你原是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害怕生活的人。可是，你显然是热爱生活的，你对生活持全然肯定的态度，你的小说，恰恰不是罗曼蒂克的——你写的那些被你称之为“以现实为材料，用语言虚构的‘应该如此的生活’”，仍然是你要躲避的生活，两者之间没有来源上的本质区别，也没有价值判断上的本质区别，你怎么解释呢？ 王安忆：这其实是上一个问题的继续。一旦在虚构，就已置身于浪漫主义。还是不要用“罗曼蒂克”这个词，因容易和言情小说混淆。我喜欢生活，但方才说过，真实的生活于我远远不够，我再要创造一份。这一份可说是从那一份上脱下来，脱下一个壳，即你我他所共同经验与认可的，用来营造一个我自己一个人经验与认可的生活，我常用“应该的”来形容。当然，这一个不是那一个，只是表面相似，性质并不一样。与你醉心的当代艺术正好反过来，你那个表面完全不同，本质却一致，就是——生活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对当代艺术不满足的地方。 吴亮：《虚构与纪实》是你的一部重要作品，这个不太像小说标题的小说标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象征性：许多年来，你不断地说起它，诠释它，直到建立起了你的小说理论。就像存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是一切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你也确立了“现实与虚构”、“已然与应然”的小说哲学框架。尽管如人们所说，类似的分类法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被提出，但在你，仍然是独立思考的产物，你用自己的阅读眼睛，用自己的写作经验，用自己的日常逻辑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不过，进一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实(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历史)在你看来是没有假定的，它是在那儿的，也是唯一的，用我的话来说，现实就它的唯一性而言，它是“单数形式”的；而虚构(即亚里士多德听说的想象与艺术)在你看来可以因作家的创造展现为它的“应然”，它不再是唯一的了，因为人的愿望、情感、取舍、改造甚至歪曲(即你提到的水上勉名言：我是个大骗子)纷纷介入，用我的话来说，虚构就它的主观任意性而言，它潜在地具有“复数形式”，这个复数在理论上等同于无限——那么，这个小说哲学的基本理念将会适用于任何虚构小说，我不认为这是你对小说理论的重大发现。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位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小说家，你独特的小说观是什么，你对小说的独特发现是什么，你为小说提供的独特价值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