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马先生以一个文学“局外人”的身份带着他颇具独特性的小说迈入文坛，近年来他的小说越来越受到批评者的关注。2008年5月劳马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继而当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开辟了劳马评论专辑，发表雷达、贺绍俊、程光炜、张清华等学者的批评文章。批评者普遍认为劳马是一位游离在文坛之外的重要作家，是一匹闯入文坛的黑马，他的作品在文体、语言和审美方面给文学界吹来一股新风，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2009年劳马的长篇小说《哎嗨呦》出版，更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文本的可能。在我看来，劳马小说的成就更多带有一种文学史的意义，是当代文学发展到新世纪的一种新的动态，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笑”的传统一次颇具意义的传承。 一 发现与激活“笑”的文学传统的努力 初读劳马的小说，第一印象是与近年来发表在各大文学杂志上的其他小说大异其趣，与各大报刊论争的新世纪文学观念也格格不入。在方法上，劳马的乡土题材小说也与近年来流行的浸透着“苦难叙事”的“底层写作”似乎背道而驰。不得不说，劳马的创作是一次大胆、有力的尝试。关于劳马的创作思想，他本人谈到了自己试图构建“笑”的文学观念的努力。在他眼中，“笑”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或是态度，而且是统领创作的整体框架或者说背景性因素，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他说：笑是“作家观察、把握、理解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视角和有效方式”，同时，“笑的世界既是历史，也是现实”①。他认为中国当下文学虽然有了更多的笑意，但还笑得不够，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笑的精神相对贫乏。劳马在构建了文学意义上的“笑”后，梳理出一个我国20世纪小说中似隐若现的“笑”传统，这样的视点似乎对我们更具启发意义。《阿Q正传》这篇“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品可谓开了一个好头，阿Q这样一个无名无姓、行为可笑的形象成为反对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有力武器。战乱中，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同样运用夸张的手法、细致的描摹，展示的是市民繁琐的生活和疲乏近于猥琐的精神状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老舍先生最初以幽默讽刺小说成名，早在伦敦留学期间发表《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三个名篇，辛辣独到的讽刺揭示出了在华洋交错的背景下留学人员的生活和思想悖论性存在。1940年代，讽刺小说曾作为一种重要的潮流出现，张天翼、沙汀、艾芜都曾经作为代表作家被提及，而钱钟书作为潮流的“收束”者和集大成者，其对“笑”的言说显然不可忽略。在理论层面，作为笑的直接体现，“幽默(humor)”一词虽属外来语，经由王国维和林语堂等人的翻译逐渐定型并为国人所了解。作为一种超越、乐观、通达的世界观和文学传统的幽默其实一直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文学中，只是因为“感时忧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共识，学界往往看重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意识而忽视了对幽默与文学关系的深层研究。后来漫长的革命战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宏大叙事，使幽默文风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以至于很久都被遗忘在角落。劳马曾这样写道： 频繁严酷的政治运动，彻底摧毁了一些作家幽默诙谐的笑的勇气和能力，他们不敢真笑，更不敢放肆地大笑，也不敢哭丧着脸不笑，久而久之练就了要求“进步”的媚笑、谄笑，被迫或主动地通过作品皮笑肉不笑地讨好着、奉承着。笑的丰富内涵和批判功能被过滤净化掉了。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几乎听不到也看不见那真正属于人所特有的笑声和笑容。② 可以看出，劳马所建构的概念是要将“笑”提升到哲学高度，不能简单等同于幽默、滑稽等概念，也不单纯指涉让人发笑的文学，这个“笑”囊括了创作态度、叙事方式、阅读效果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劳马所述的作为一大文学传统的“笑”并没有在文学史上完全退场。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中的许多片段被理解为贴近民间的诙谐书写。对文学史上这些有过影响的作品的并举，固然还存在浅略之处，而事实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学中一直不缺乏“笑”，但在强大的“庄”面前，“笑”只能存在于隐蔽的一角，作为文学史这一大餐的边角佐料，而这种欲盖弥彰的笑声在历史舞台上的意义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真正使“不敢真笑”文学格局有所改变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将“北王(王蒙)南高(高晓声)”的作品从《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到《买买提处长轶事》，从《李顺大造屋》到“陈奂生系列”怎么看都是在“文革”后“一片哭声”的小说创作后“笑”的转折。到了1980年代，先锋写作的代表作品无论是《你别无选择》还是《无主题变奏》那种对于西方幽默观念大胆的形式实验，类似怪诞的青年生活场景都给当时文坛带来不小的震动。特别是“新写实”小说的诞生，《风景》、《一地鸡毛》等作品中日常生活琐屑场景“零度叙事”，近似玩笑地给新一代的作家和读者“挠痒”。“但这些让人尴尬得手足无措的生活景观，确实给人带来了阅读的快感，而这一快感只能理解为一种‘含泪的微笑’，那里隐含的还是作家们并未率言陈述的忧患感和批判精神”。③到了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文学走向了多元共存，“众神狂欢”(孟繁华语)的时代。王朔等人创作的小说中的戏谑调侃、目空一切的态度，使学界已经对整体文学风貌的分析话语转变，可以说这种肆无忌惮的“笑”已经可称之为一次“文学地震”。 在全人类进入新千年的历史际遇下，“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浮出地表，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各种界定开始在争鸣中被公布于众。劳马的小说正是在“笑”的“场域”发生转变的世纪之初应运而生的，他更愿意打破陈规，用自己崭新的哲学思考展示给读者一个全新的、更加轻松诙谐的氛围，在这个全新的历史解读中，我们不再受到关于一切宏大、厚重、意识形态等包围，同时也没有用义无反顾的戏谑精神调笑一切，而是在我们微微一笑后投入到平凡的生活。代表作《抹布》正展现了一段没有历史的历史，仅仅作为“在”的存在。与此同时，整个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也正在迈进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具有解构乡土美学的意向，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内含变革的先锋性叙事或现代性叙事。”④在这一意义上，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各种方向虽还没有被严格定义，但劳马的乡村题材小说在内核上与莫言、阎连科、刘震云近期的创作达成某种呼应，共同构筑起新世纪文学的一道“笑”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