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认为闻一多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但若问他的哪首诗最为杰出，笔者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他生命最后一次演讲的慷慨激昂即为了反对独裁争求民主面对手枪“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并且“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呐喊①，以及演讲后即英勇地倒在国民党特务暗杀之血泊中的壮举。就这样，闻一多用生命蘸着鲜红的血液，写就了一首中国历史上最华美璀璨的诗篇而为后人敬仰并“吟诵”不已。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切莫据此就认为闻一多不珍爱生命。恰恰相反，在他诗作中就有很多表现关于“生命”追求的诗篇如《色彩》之虽然“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但因为诗人“爱他的色彩”，所以“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花儿开过了》之虽然“今冬底假眠，也不过是明春地/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然而，闻一多却“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底余痕，/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红豆篇·八》之虽然“有两样东西，/我总想撇开，”但“却又总舍不得；”因为“我的生命，/同为了爱人儿的相思”；《红豆篇·二十》之“扑不灭的相思，/莫非是生命之原上底野烧？/株株小草底绿意，/都要被他烧焦了啊”；还有那《红豆篇·二十六》之“我们站在桌子底/两斜对角上，/悄悄地烧着我们的生命，/给他们凑热闹”。虽然“他们吃完了，/我们的生命也烧尽了”。以上诗句的内容当然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不同的读者总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都不能否认闻一多对于生命的挚爱。 虽然如此，但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闻一多在其诗中却又经常涉及到“死”。就在他带有“死”字的20多首诗中，最为突出的是《死》之“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这夺人眼球的诗句。虽然如此，但闻一多绝非为“死”而写“死”，其“死”却又是和“生”合而为一的。就仍在这首《死》之诗中，闻一多伊始就吟唱道：“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底生命，/我一生底失败，一生底亏欠，/如今都要在你身上补足追偿”。而这“补足追偿”所“求于你的”，就是诗人所说之“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虽然孤立地分析看这是一首情诗，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闻一多这炽烈的表述中，窥见他之“死”为“生”的大义以及涅槃似的快乐。《烂果》诗的主题更是诗人心灵感受人生的结果，其和《死水》诗一样，都是在他貌似无所顾忌却实为理性抒写的情感即绝望中渴盼烂极必定生春的真理，这也是他向往“春水”梦寐以求自由的必然。 闻一多所以挚爱生命，因为他热爱生活的多彩。这在他之《色彩》诗中就有很明确的阐述即诗人挚爱于“绿”能给其“发展”，“红”能给其“情热”，“黄”能教其“忠义”，“蓝”能教其“高洁”，“粉红”能赐其“希望”，“灰白”能赠其“悲哀”以及“黑”能加其“以死”的多种色彩。不惟如此，闻一多同时更把“死”看作“生”的延续，就因为《梦者》诗之“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所以，闻一多说“那我也不怕死了。”闻一多终生都在用生命写诗，他就认为：“文学是生命底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因为“普遍性是文学底要质而生活中的经验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生命底基石上。”(《泰戈尔的批评》，全集2，[M]126)闻一多如是说，也就如是做。生命就是他的诗，这即表现为闻一多写诗作文都象征着他生命的宣言，尤其他留美归国前后所做之诗以及后期所写之文，都是他对生活真实体验的情感流露。 写诗既要如此坚实基础，但做诗却并非平铺直叙。“所以真正的诗家，正如韩信囊沙背水，邓艾缒兵入蜀，偏要从险处见奇。”闻一多这话虽然是从诗人“用力的焦点”即从文字角度阐述“征服一种工具的困难”(《〈冬夜〉译论》，全集2，[M]75)，但是，他的这种理念却同样普遍表现在其诗歌的全部创作过程尤其表现在诗歌创作的构思和结构安排方面。我们读者所熟悉的《太阳吟》、《忆菊》、《口供》、《末日》、《死水》、《春光》、《心跳》、《一句话》和《飞毛腿》等，都是在构思和结构安排方面“险中见奇”的典型。尤其《死水》和《春光》两首诗歌结尾的内容，就更出人意外。当然，在“出人意外”的表象中，更有“情理之中”的因素蕴藏其中。其实，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根据“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的理论说“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并且“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等理论，也都是从“险中见奇”这个角度进行论述。 虽然如此，但是闻一多诗文之艺术的“险中见奇”执着追求却远没有他人之“险中见奇”的追求特点突出。我们这样说并非仅指因为闻一多最后的死之悲壮，其实，他之悲壮之死绝非突然。我们只要稍微回顾其既往的言行，就可明白他之轰轰烈烈之死的必然。这并非因为闻一多由原来崇奉“艺术的忠臣”转变为忠诚于“人民的忠臣”，而更在于他自己就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④(《论文艺的民主问题》，全集2，[M]227)，“在我个人，宁能牺牲生命，不肯违逆个性。”(《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全集2，[M]19)虽然如此，我们却绝不能就此认为闻一多的行为就由他的“性格”所决定。实际上，闻一多的性格是建立在其正义和高洁的人格之上。他所以能有后来“险中见奇”的壮举，这实质是他之“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②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