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李佩甫在创作上一直闷着头走实力派的路子。他总置身于各种文学热潮之外，因此容易被批评家忽略，这种思维也会影响到近期的文学史叙述。但时间会对他有利。当时代的风潮随雨打风吹去，当代文学总会有几部过得硬的作品留下来。这里边就该有《羊的门》。因为，这本书写透了一种典型的社会结构——呼家堡——乡土中国的微缩版，更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文学典型形象——呼伯(呼天成)这位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性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足以列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现实主义小说人物序列，李佩甫画出了他的灵魂。可以说，单凭呼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李佩甫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立住了。 一个作家和他的“那本书” 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能不能为文学画廊增添不可替代的新人物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最实打实的收获。《羊的门》写作、发表年代(《中国作家》1999年第4期，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现实潮流的涌动促成了他题材的选择和关注点的聚焦，但现实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他有更高的使命。 李佩甫这位农民之子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之子。他的审美经验和精神气质、观察世界和描写世界的方式都被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塑造、所定型。他的明智和定力在于，他了解自己，就像农民了解自己的土地。现实主义是最适合他的创作方式，也是最适合广大读者的文学方式，不管文坛的风向哪一个方向吹，他都坚守自己脚下的土地，并且责令自己，拿出最像样的果实。这就是“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羊的门》。 《羊的门》或许有原型，那原型就在李佩甫的家乡(即坐落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颖县的南街村，90年代初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河南首富村而轰动一时。李佩甫是许昌人，与临颖县临近，而《羊的门》中的呼家堡被称属于颖平县，古时被称为“许国”。呼家堡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南街村，但二者之间未必有直接对应关系，至少作家自己一直未曾言及此事)。不过，即使有现实原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不意味着有了写作模型——但它却是一个天赐的参照。借助它，作家可以更准确地勘探出这片土地的灵魂。李佩甫是个老实的作家，他不像很多作家那样以上帝自居，任凭自己的意愿打造一个文学的帝国。他谦卑地执行着写作者的使命，用天赋的文学灵性去捕捉这片土地的灵性，用以塑造一个凝聚这片土地之精华的人物，再投以理想之光，使其成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典型——这正是最适合李佩甫的写作方式。他是个经验型的作家，走的是巴尔扎克的路子，虽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高屋建瓴，却也不被任何一种理念所驱使，而是以扎扎实实的写实逼近生活的真实。一个民族的秘史需要以文学的方式来探究，真正的文学里一定有作家自己的血肉。《羊的门》的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剖析和自剖的过程。呼伯是这片土地结出的果实，作家自己被这片土地所哺育，也被这片土地所腌制。探究人物就是探究自己，探究一方水土养的一方人，探究中国人的灵魂——这片中州土地不仅孕育了中原人，也孕育了炎黄子孙。这件事本身意义重大，甚至比文学要大。一个作家一辈子都在等一本书，李佩甫等到了。 气与骨 现实主义作品的典型人物必须生长在典型环境里，只有坐实了典型环境，人物才能立起来，真正具有典型意义。要写透呼伯这样一个中原强者的形象，必须先对中原文化进行土壤分析。 一开篇，李佩甫就把笔落在这片中州古地上——“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有一块小小的、羊头状的地方，那就是豫中平原。”在这块天灾和战乱连绵三千年的土地上，人绵如羊，贱如草，却生生不息。作家着重写了这里的草：“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它们在田间或是路旁的沟沟壑壑里隐藏着，你的脚会踏在它们的身上，不经意的从它们身上走过。它当然不会指责你，它从来就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它只是默默地让你踩。”“平原上的草是‘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 这就是所谓的“草民”，是历朝历代极权主义的温床，却也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绵延不绝的力量所在。这块土地之所以被称为“绵羊地”就是因为它“无骨”，却“有气”，“在这里人的骨头是软的，气却是硬的，人就靠那三寸不烂之气活着”。骨与气，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结关系，构成了平原人性格的根基。李佩甫笔下几乎所有可以称得上“形象”的人物，都在反复思考着这两者的关系，从他们的看法和活法中，可以探测出平原人性格的基本结构。 我们先看一位外来女性的看法。小说中的谢丽娟是一位外来的女干部，因和县长呼国庆的婚外恋情卷入了与这片土地文化的直接冲突中。当呼国庆为了保住权力被迫与妻子的娘家势力妥协而牺牲爱情时，谢丽娟激愤地说：“你们这里的人个个都没有脊梁骨！所以，你们这里的人就老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哼，那是一口什么样的气？窝囊气！”在她看来，这股“气”是专门滋养玩权术的小男人的，“它是专门养小的，它把人养得越来越小。它吞噬的是人格，滋养的是狗苟蝇营。在这块土地上，到处都生长着这样的男人。为了权力你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对此，作为这片土地上成功男人的代表呼国庆的回答是：“不错，在这里，生命辐射力的大小是靠权力来界定的。这对于男人来说，尤其如此。这里人不活钱，或者说不仅仅是活钱，这里生长着一种念想，或者说是精神。这是一棵精神之柱。气顶出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渴望权力是一种反奴役的状态。在平原，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边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奴性，是近乎无赖般的韧性和耐力。” 表面上看，谢丽娟与呼国庆的争论是男女性别之争、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之争，其实，他们的争论背后更有着中国文化数千年以来的道术之争，以及更“普世”意义上的理想原则与现实法则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