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对陈映真的意义 陈映真自己有两个说明：“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①，“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②，两句话都很值得琢磨。 据陈映真的自述，他是在“快升(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那就应该是1949-1950年间)，偶然得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 陈映真回忆说： 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地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③ 陈映真如此去解读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在。如陈映真一再强调的，1950年在当代台湾思想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特别是在1945-1950年间，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台湾，“日政下被抑压的台湾文学激进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传统，在这五年间迅速地复活，并且热烈的发展”；但从1950年开始，随着世界冷战结构的确立，“左翼的、激进的，经中国30年至40年发展下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思潮，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全面压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遭到全面封杀，从此，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其中的左翼传统发生了断裂。④未来台湾最重要的作家陈映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鲁迅相遇，这实在是历史性的。它象征着、预示着在地表的断裂下的地层深处的相承相续。而陈映真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相承相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他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其实，未来的陈映真也就是在这相遇中确立了。首先，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陈映真的视野”的确立。如日本研究者松永正义所说：“这样的鲁迅体验所给予陈映真的，是使他能够尽管他目前身处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气氛中，他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中来看台湾的视野，和对于在60年代台湾文坛为主流的‘现代主义’，采取批判的观点”。⑤我要补充的是，陈映真还通过鲁迅，获得了从第三世界看台湾的视野；记得鲁迅说过，他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⑥，在我看来，陈映真也是从鲁迅的文学里，明白了这样一件大事，从而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确立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场，并且把台湾文学置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大视野里。陈映真一直铭刻在心的是他父亲给他定下的三重自我定位：“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孩子”⑦。我们也可以说，陈映真也是赋予台湾与文学以三重定位：“第三世界的台湾与文学，中国的台湾与文学，台湾的台湾与文学”。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视野和立场，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界可能是相当独特的。 这也就决定了陈映真的命运。他这样写道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和他的情感反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⑧ 我在这自述里，读出了陈映真的孤独和陈映真的坚定，这都深扎在他与鲁迅的精神相遇相通里。 对于陈映真所说的“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我们还需要作更具体、深入的讨论。 于是注意到陈映真的“人民为主体的爱国论”⑨：“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之中，找寻民族主体的认同”，“找思想的出路，找心灵的故乡”⑩。他反复强调一点：“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诰命，来自人民——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11)，“一个独立的批评的作家，应该认同于自己的人民、文化与历史，而不是认同那一个个别的政党与政权”(12)，“中国的作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受到批评和抑压的时刻开始，彰显了他们的一体性：他们属于中国的人民，而不属于任何权力”(13)。 这是一个“在权力之外，另求出路”的思路，是一个自觉地“重建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之前，坚持良知、真理，为民请命，褒贬时政的传统精神”的努力(14)。这也是“当永远的在野派”，做“抵抗体制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自我定位。(15) 陈映真作出这样的选择与定位，鲁迅无疑是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榜样。鲁迅一直在告诫我们：要论中国和中国人，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那里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16)而鲁迅更是把“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称为“真的知识阶级”。(17)这样的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鲁迅所开创的；而陈映真正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陈映真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二、陈映真与“鲁迅左翼”传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鲁迅所开创的“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及其与陈映真的关系，把讨论深入一步，我想提出与强调一个“鲁迅左翼”的概念。 最早提出问题的，是大陆鲁迅研究者王得后先生，他在《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一文，指出30年代的鲁迅文学和左翼文学既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又存在着重大差异和原则分歧。在王得后先生文章的启示下，我想到3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这两个左翼在30年代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一致和深刻联系，以至很容易看作是一个群体：他们都反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以至形成了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鲁迅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18)鲁迅对这样的大左翼传统是认同的，并将同样从事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左翼文学家视为“战友”；但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和这些战友的原则分歧，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最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从未停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