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观点曾颇为流行，即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个人化写作”的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有了更多个人言说不假，但也出现过一些普遍性的创作现象，如所谓“反腐文学”、“欲望书写”、“中产阶级写作”、“80后现象”等。不过相对新世纪以来蔚为大观的“底层叙事”，上述现象便都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可以断言90年代至今，没有哪种写作能像底层叙事这样成为众人参与、众人关注、众说纷纭的重大文学现象。这显然和底层叙事体现的人民性有直接关系。在这个利益重新分配、涉及众多民生问题的时代，“底层”名义的言说具有难以匹敌的社会优势。人们由此甚至原谅了其有些急切的艺术表现。 近年民生问题在中国得到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的“两会”，就因为特别关注民生而被媒体称为“民生盛宴”。四川大地震后不惜代价抢救个体生命，同样体现了民生意识。而关注普通百姓尤其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也可以称为“民生文学”。底层叙事还在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参与中继续发展，但我们已经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回顾。 底层叙事的意义实现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创作潮流，底层叙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社会价值。从文学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看，紧密联系现实的底层叙事，可以称为一种时代的镜子和社会的映像。而这些又与底层叙事创作意识密切相关，包括关注民生、正视现实、民间立场、人道情怀、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叙述等。正是这些主体意识使底层叙事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底层叙事本身的审美特征和文学价值。总体来看，底层叙事的社会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实现，主要得于以下四种意识： 首先，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众所周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有目共睹的问题。如果说成就应该肯定而问题应该正视，那么从这种关系讲，底层叙事则不是歌功颂德的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问题文学”。换言之它们充满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化消费主义流行甚至存在“娱乐至死”现象的时代，忧患意识显得尤其可贵。其忧患涉及诸多问题，如弱势群体、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社会福利、道德沉沦和生态破坏等。其中，很多作品特别关注了社会权力问题。如陈世旭的《救灾记》中，一方面是群众遭遇天灾的苦难，另一方面是权势人物的无动于衷甚至仍然享乐；梁晓声的《民选》和《沉默权》则描述了乡村直选的荒唐和普通农民的悲苦无告；毕飞宇的《玉米》中，村支书可以公开欺男霸女；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乡村女子尹小梅由于违反乡里政策，竟然被乡长毛文明和派出所焦所长活活整死，并以“心脏病”发作的拙劣借口来掩盖真相，权力威慑也使村民们噤若寒蝉。这些作品对乡村权力滥用的揭示都令人深思。曹征路的《那儿》和《霓虹》写的是下岗职工问题，已属老题材，但还是引起了广泛注意，并被称为工人阶级的“新伤痕文学”。这或许与作品内容的特别和突出的悲剧性有关(如《霓虹》中下岗女工倪红梅为抚养读初中的女儿和瘫痪的婆婆，万般无奈中沦为暗娼)，但无疑也得于对社会深层问题的思考，涉及国家历史债务、现行经济体制和社会福利保障等系列问题。吴敬琏在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问题时认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大量事实证明：权力的腐败和寻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巨大阻碍。如中国的贫富差距就超越了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国际公布的0.40的警戒线。在公布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而这29个国家中有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这种状况显然令人担忧。这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在底层叙事中都得到了描述和揭示。忧患并非杞人忧天，体现的是文学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其二，浓重的人道情怀。 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具有终极意味的生存关怀和价值评判，是对人的基本权力、生命价值、个体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尊重和捍卫。众所周知，众多底层叙事都突出了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和不幸，这甚至使底层叙事成为苦难文学的代名词。这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这种人道主义指向了底层的诸多生存尴尬，包括劳作情况、权益问题、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等。前面谈到的《救灾记》《民选》《沉默权》《命案高悬》和《霓虹》等，其实都显示了关注民间苦痛的人道情怀。而陈应松《母亲》中子女们“搞死妈”的悲剧，方方《奔跑的火光》和王祥夫《尖叫》所描述的乡村家庭暴力中女性命运的悲惨，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描述的残疾人外部生存环境的恶劣，锦璐《弟弟》中农村姑娘赵小拖遭遇的种种不幸，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展示的充满悲苦的乡村故事，同样显示了深切的人道情怀。关注城市民工弱势处境的“城市异乡人”书写，是底层叙事中引人注目的题材，而这类书写尤其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悲怜。如孙惠芬的《民工》、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大嫂谣》、荆永鸣的《外地人》《北京候鸟》和《大声呼吸》等，都描述了进城农民背井离乡后的无奈辛酸，或谋生艰难，或漂泊不定，甚至命丧城市。乡村女孩在城市的弱势得到更多关注，如巴乔的《阿瑶》、王手的《到城里去》和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乡村女孩，进城后都付出了惨痛代价甚至是沉沦城市。有人曾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喊山》(葛水平)、《城乡简史》(范小青)和《一个人张灯结彩》(田耳)等作品，存在将苦难悲情转向温情诗意的倾向，这其实也表现了一种理想化的人道情怀。 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悲怜或许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任何社会都需要这种精神关照，文学也需要这种描述。正如底层诗歌的代表作家、青年女诗人郑小琼所说，当她面对广东珠三角工厂每年都有“四万根断指之痛”时，虽然知道自己“瘦弱的文字”并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但也必须将这种苦痛写下来。因为文学不仅应该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可以作为现实的见证。(《用四万根断指写来——郑小琼访谈录》，《芳草》2008年第1期)郑小琼并不喜欢评论家称她为“打工诗人”，但她确实一直在关注打工族的命运。而这种文学勇气和文学见证，里面就融合了人道主义的意识。 其三，启蒙意识的张扬。 不少评论家注意到了底层道德优胜倾向，由此以为底层叙事抛弃或解构了启蒙，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作品显示了底层道德优胜倾向，其权力批判则又体现了启蒙意识。还有不少作品揭示了底层道德扭曲，仍在关注底层启蒙。有人认为贾平凹的《高兴》显示了作家从启蒙姿态转换成平民视角的身份改变，也有人认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回归到启蒙主义的国民性批判，这也说明：启蒙的张扬和消解在底层叙事中是交织并存的，不仅有多种情况而且比较复杂。启蒙并非主观认识，而是主体面对现实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