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创业史》通过“蛤蟆滩”的个案叙述,史诗般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过程。我曾经从经济因素(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因素(取消差别)、伦理因素(相互扶持)、政治因素(权力结构)等多个侧面讨论过这一运动的产生原因,而这一运动核心的政治思考正在于:中国革命通过这一运动已经显现出它从起点平等(土地改革)开始深入到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深刻思考,否则,“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区别无从界定。①但是,所谓“合作化运动”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此,这一运动实际终止的是中国乡村数千年的个体劳动的形式,包括附着于这一劳动形式之上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各种社会—文化结构,也因此,这一运动实际搅动的是整个的乡村生活秩序,以及因此引起的各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包括应然和实然的激烈辩论。而当这一运动进入文学叙述,就必然会被符号化,也就是说,它的意义会超越某种实证的存在,而包含更多的“应然”考虑,亦即某种创造世界的虚构和想像的冲动。但是,这并不是说,“实然”已被完全驱逐,而是说,小说文本存在的,恰恰是“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激烈辩论。文本的意义也正产生在这一辩论之中。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对“应然”(或理想)的绝对的遵从或盲从,也可能或往往导致小说对“实然”(或真实)的驱逐,这正是当代文学为人诟病之处——但是,这一“驱逐”正是辩论的终止,讨论这一终止的原因是一回事(比如政治),但是因此而放弃对“应然”的正当性的讨论,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一合作化的运动过程中,劳动的形态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中国乡村将从千百年以来的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劳动的方式,正是这一劳动形态或者劳动方式的变化——而其背后则是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相应的道德伦理结构——才真正引起乡村社会的激烈反应,并相应构成各个层面的激烈辩论。 柳青在《创业史》的扉页引用了这样一条“民谚”——“家业使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这一“民谚”究竟是柳青的原创,还是经由“采风”而来,并不可考。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扉页上的题词,在叙事学的意义上,可视之为一种“副文本”。而“副文本”的叙事功能则在于它补充或说明“正文本”的意义。经由这一“民谚”的揭示,《创业史》的主题被鲜明地突出出来,在“集体劳动”的形态背后,还多少蕴含着对“私有财产”的警惕和批判,同时,也含蓄地表明着柳青的文学观念,即小说应该如何积极地参与他人关于自身的历史和集体的命运想象。实际上,这也是当代文学普遍地有关文学的观念,只是它通常被压抑在对工农阶级的认同以及自身的改造这一类流行的政治主题之下。 因此,这一“集体劳动”并不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的“互惠互利”的互助劳动形式,而是一种崭新的现代劳动方式,也可以说,它既是社会主义借用城市工业化组织方式的一种乡土性改造,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实践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另一种创造性想像。正如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的经典表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② 重要的显然还不仅仅是合作社(包括后来的人民公社)这一形式替代了“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一“分散的个体生产”形式,同时,它也必然对构成这一私人生产乃至私人财产的法的单元性和排他性产生强烈的冲击,并经此形成一种集体想像乃至集体劳动的实践。而经由文学的表述,这一“集体劳动”又隐喻着诸多社会的和文化的元素。 也许,没有其它任何的形式比“集体劳动”更能表达一种“群”的重要存在,这一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又被“力量”化,也就是一般流行的“人多力量大”。当然,这一“人多”是被充分组织化的,或者说组织起来的人。鲁迅当年曾在《文化偏至论》中用“沙聚之邦”形容他的批判对象,而“一盘散沙”也更多地成为旧中国的隐喻。当然,鲁迅“转为人国”的路径在于“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着力之处多在文化。与鲁迅稍有不同,梁漱溟注重的是“思想实践”,并自认和毛泽东“入手相同”,即都从“乡村入手”。梁漱溟一贯的思路是中国的要紧之处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所以认为他在乡村问题上和毛泽东并无根本分歧之处:“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③ 然而,对于文学来说,这一“组织起来”的劳动方式,才可能引入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远景,或者说,这一生活远景,只可能是集体想像的产物。因此,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有了“三张画”的详细书写:第一张是“现在的三里湾”,第二张是“明年的三里湾”,第三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机正在锄草……”赵树理如下的叙述也许更为重要:“一切情况很像现在的国营农场”。而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这样的对于乡村生活的浪漫书写其实并不多见。显然,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中,劳动被转喻为“劳动社会的乌托邦”。而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则在于“集体劳动”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力量的幻觉,这一幻觉,在马歇尔·伯曼那里,获得的是另外一种“现代”的表述:“我把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④如果说,在伯曼展示的这一图景中,力图表现出一种“个人敢于追求个性”的现代主义倾向,那么,在《创业史》及其它相关的小说叙述中,这种改造的“尝试”更多地被描述为一种集体主义的品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