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作为方法，表达了研究者不低的自我期许。 从竹内好进入中国学界视野以来，将研究对象作为方法，似乎已是比较流行的说法，但这种思路也还没有耗尽它的可能性。 80年代作为一种方法，很难一言以蔽之，概括出所有特征，我更愿意把这项研究看作未完成的预案。就事论事，从目前两本书的努力来看，研究者试图采用一种与以往对80年代文学研究不同的方式进入历史，重新组织材料，分析论断，逐步创设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众所周知，方法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学术理念。对于方法(范式)的创设，也是学术理念的重新建立。程光炜说“80年代的文学史，是以‘新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方式贯穿始末的”，是“精英文学(或说‘纯文学’)对其他文学样态的‘话语霸权’。”①他们要做的工作，大约就是对这种话语霸权的颠覆。因此，进入重返视野的历史材料，就不局限于精英作者的创作与精英批评家的解读，而将图书市场状况、读者的阅读预设、文学体制以及整体的社会思潮动向等复杂内容全数纳入，在我看来，这样的材料规模略近于研究“文学的场域”之所需，必须承认这是融社会学的方式于8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比较大型的成功尝试。 具体的操作过程是艰难而多少有点暧昧的。研究者既要避免单一依靠精英宏大叙事有关“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对“审美尺度”持审慎的态度，②更不津津乐道于“再解读”式的对政治无意识的探察，穆旦的一句诗可用于比喻他们在研究设计上的艰苦探索：“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但这条“窄路”无疑是有开创意义的。我说研究者的自我期许不低，一是指他们这种自创体例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指他们以这种“方法”为武器，击打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既有学科范式，甚至，击打离之稍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期“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努力。 囿于个人的理解能力，加之趣味上的偏好，我以为两本集子中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研究似乎较谈观念问题的更有说服力。如《文学讲稿》中谈现代派文学、谈《班主任》、《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文章，都有人所未发之见。《文学史的多重面孔》中，研究路遥的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研究张洁或是遇罗锦的文本的，都有可圈可点的发明。相比而言，做总论性概括的研究文章，似乎有些地方和我基于个体的历史感知有抵牾之处。这种抵牾，也可能是双方的观察视角不同造成的，也可能基于某种“历史理念”之不同。 两本书中出现过多次“历史的眼光”、“历史的同情”等字眼，这也是研究者有意强调的研究态度。程光炜对自己作为历史亲历者，与那段岁月之间的“纠缠不清”，有可能影响研究的“客观性”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也不避讳提到重读文本时的“眼泪”与“心跳”。韦伯说“历史学家(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借助他被个人经验所加强和进行过分析方法训练的想象力，用某种合理的方式所进行的推断，以及他必须求助的使这种推断成为可能的特殊学科，都会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③这种变化，包括“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探究的无穷因果之网的广度或深度”，“是由支配研究者及其时代的评价观念所决定的。”④韦伯并没有将这种变化视作“主观的”或“无效的”。历史学家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曾强调过“想象”的作用，指出“千百年来，少数派团体就是在这些想象中形成他们的经历，注入他们的期待的”，因此他认为想象，“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它表明人们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⑤在我看来，韦伯与汤普森所论，即是一种历史同情的研究态度，作为研究者，要理解凝结在“想象”与“语言”中的经历与价值观。这样来看80年代的文学或文学史写作，我们或许就不会仅讥之以“乌托邦”而已。 竹内好曾经说：“知识若缺少否定它的契机(抑或是热情？)就不能作为知识而活着。对知识应该为了否定它而去追求。这便是文学的态度。”程光炜及其“重返八十年代”团队在启念之初，恐怕亦是基于对既有文学史知识否定的热情，在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之后(这两部书的出版)，我想，还是会有人在否定中继续前行的，在历史逻辑观念的深处继续求索，目前已有博士在做康德思想与80年代文学思潮特别是人的主体性建立之间的学理脉络的梳理，触角所及，已伸向1960年代，并有可能上溯至30、40年代，这项工作无疑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期待，也证明了重返工程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 注释： ①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②程光炜编：《文学史的多重面孔》，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③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176页，华夏出版社，1999。 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80页。 ⑤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41页，译林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