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长时段的共和国历史分期论”：“事实上，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的关系，必然要借助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的中介，必然要把1949年以前的现代史纳入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和未来想象。……在20世纪中国的整体框架里看，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实际上是两个六十年的关系，即1919-1979阶段和1949-2009阶段的交叠关系。重叠部分是中间的三十年(1949-1979)，而这正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时代。这三十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所有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放置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之下，从而为后三十开辟可能性。”①这个提法恰好说明了这一“分期论”的困难之处。实际上，他所强调的除了一种历史观的整体论外，明显把重心放在了1949-1979这三十年，即“重叠的三十年”。这种论述与目前学术界不断抬高“十七年”历史位置的倾向一致。 这种论述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视角，那就是，必须寻找到一个具有“原点”意义的文化时段来为历史阐释提供足够开放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显然更具有讨论的意义(很有意思的是，恰好也是张旭东很早就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说法②)。在我看来，1919-1979以及1949-2009这两个六十年如果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关联，这一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80年代这样一个历史“中介”产生意义的。80年代不仅是前此六十年的终结，同时也是一种“重启”。比如“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是80年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动向，也是“五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导向，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80年代实际上是借助“回到五四”的思想资源来终结1949-1979年的政治文化实践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重启”不是简单“回归”到纯粹意义上的“五四”，而是回到一个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渗透、改造、形塑过的“五四”。也就是说，80年代已经天然地包括了“五四”的传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两个传统的张力之中，80年代占主导思想地位的“改革”就是一个包含复杂维度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包括对“五四”以来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的想象，对社会主义公平、平等、激情的渴求，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对身体、情欲、消费、财富、城市化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就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到“起源”的时代，它既是“起源”也是“终结”，既是“原点”也是“终点”，或者说，它是一段真正叠加的“历史”，这一叠加，不是简单的时间段落上的重合，而是一种“质”的意义上的“生成”。80年代就是一个浓缩的取景器，在这里，蕴含了一切“大历史”所具备的要素：“时间”和“空间”互相指涉，清晰的历史界线被抹平，断裂性和连续性互相纠缠，“主体”被多种意识形态裹挟，并最终形成一种如安德森所言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和幻想的共同体意识形态。 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8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之于文学史的意义：“今天可以看到，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观念、思潮和知识立场，基本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目前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堂讲授和研究第一线的老师，也多在这十年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观念、知识感觉和知识系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无可置疑地成为观察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地’，一个瞭望塔。由此，也许还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当代’文学。”③“‘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在‘改革开放’这个认识装置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由此影响到对过去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的重评……与此同时，被看作‘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八十年代……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文学’被看作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断裂’，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④需要指出的是，把“八十年代”指认为“认识装置”是一种认识上的推进，但依然拘囿于80年代文学(史)本身，而没有把80年代文学(史)纳入一个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来谈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80年代既包括“起源”、“终结”、“原点”、“装置”等，又远远多于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来讨论80年代文学(史)，一方面要借助这些“知识化”的认识概念来激活已经被固化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80年代历史的一部分，文学史如何在80年代的历史叙述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并找到一个“根本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目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回答好，“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就可能面临某种“学科化”的危险(一如“现代文学”学科在今天的境况)，有可能成为一种纯学科内的知识和智力的实验。这应该不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的初衷。 这里的问题是：80年代文学(史)与80年代历史的关系是如何被结构起来的？或者说，在这种结构中，什么才是80年代文学(史)的根本性的东西呢？如何才能找到这一根本性的东西呢？ 前不久我准备写一篇关于路遥的《人生》的文章，在搜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近二十年来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和研究都在低水平线上重复。在一部新近出版的《路遥评论集》中，收录了自1983年到2007年发表的三十多篇研究文章，但就我的研究需要而言，仅仅有两篇文章提供了有限的利用价值，一篇是蔡翔的《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一篇是李劼的《高加林论》。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不是简单地复述文本已经预设的故事、人物和意图，而是试图在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中把人物、故事从文本里面剥离出来，“缝合”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比如蔡翔认为，刘巧珍“不是通过他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只是希望由他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褊狭的认识取代了她的全部的自我意识”。由此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正是努力提高每个人的社会价值，每个人就应该珍惜和提高自己的价值……一场个人命运的悲剧却推演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题。”⑤李劼在文章中通过文学人物谱系的方式，分析了“从阿Q到高加林人物形象的变迁，向我们提示了‘五四’以来六十多年的时代变换，美学观念的演进以及文学思潮的更迭”⑥。但让我不满足的是，这种分析依然是在文学史的框架内展开的，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文本与其所根植的“大历史”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在我看来，今天重读《人生》，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文学史问题，或者说，文学史问题不是《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知道，在80年代，类似“进城”经验的书写是很多的(如《鲁班的子孙》、《陈奂生上城》等)，但为什么是高加林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并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转喻呢？在我看来，这里面文学性的东西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参与性”的文本，它更典型地回答了一个关键性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那就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一代青年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历史位置并参与到历史实践中去，以及在参与中如何协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意识到并分析到这个层次，那么对于《人生》的历史阐释和文学史定位就会缺乏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