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八十年代文学”都逐渐被历史化、经典化。相对于“十七年”、“文革”、“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这些历史时段，学界对“八十年代文学”历史意义的肯定，几乎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共识。但是，“八十年代文学”的阐释空间，也在共识的形成中不同程度地被遮蔽。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文学观和文学史简化了原生态的“八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性。随着文学观、文学史观和历史语境的变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为还原被简化了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能①。 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性，首先要返回“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历程。“新时期”的命名是和“文革”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周扬在谈到第四次“文代会”的意义时指出：“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已经开始。”②突出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以“断裂”的方式形成文学史新秩序的论述。当时，文艺界重视的是对极左文艺思潮和“阴谋文艺”的批判，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以及对文学创作禁区的突破。换言之，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对文学创作的肯定是基于“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而新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与此相关。王蒙在80年代初期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这种势头却并非能够天长地久。‘感谢’江青等为文学设置了那么多禁区，‘天安门事件’是禁区，‘反右扩大化’是禁区，恋爱婚姻家庭是禁区，‘中间人物’是禁区，‘人性’‘人情’是禁区，心理描写也是禁区；这样，1978年和1979年稍微思想解放一点的作家就可以为自己树立起一个类似赵子龙的形象，有分量一些的新作往往带给读者一种尝到禁果的兴奋”③。此一现象是历史转折与文学转型时期文学创作与思潮的一个典型特征。 对禁区的突破，逐渐由“文革”扩大到“十七年”。“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④周扬提到了“新时期”对“十七年”的突破，其意义在当时非同寻常。“新时期”在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基本肯定“十七年”的创作后，也开始清理“十七年”文学的“左”的错误，可见当时的“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七年”。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学界意识到了“新时期”与“文革”的关联，比如“朦胧诗”、“地下写作”和“天安门诗歌”，比如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等，都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源头。但关联的层面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文学创作的方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并未因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终结，新世纪以来对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反思和对“纯文学”的再讨论，都表明了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不仅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也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离开这些问题，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讨论只会蹈空。“八十年代文学”进程深入以后，这些问题又显露出来，并和新的问题纠缠在一起，80年代因此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王蒙在《生活呼唤着文学》中曾经感慨：“今天已经没有那么多现成的禁区等着你去闯。何况胡冲乱撞也许会闯了自己的阵脚，闯出乱子，闯得有利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乃至闯出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来。”⑤在突破了以往的禁区之后，80年代文学在政治上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与宽松的状态，但文学制度在变革中的内部冲突，以及与文学制度相关的其他因素的冲突，仍然存在着、激荡着，这样一种“矛盾运动”，其实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方面。如果删除这些复杂的因素，我们就不能解释一些作品为何独具意义甚至可能成为经典，也不能解释一些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在“八十年代文学”的论述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再到“新写实”的命名，虽然贴近了一些重要思潮，但实际上删除了“八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构成。这是我所说的复杂性被简化的一个方面。 80年代最初几年，“现实主义原则”仍然是评价文学创作、推动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原则。“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回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传统”(有时也用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这种论述在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中显而易见。但即使是80年代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其实也和我们通常说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高晓声的小说，不仅与我们熟悉的现实主义不同，而且他也尝试了具有现代派色彩的小说创作(短篇小说《钱包》、《钓鱼》等便属此类，他非常看重这类小说的价值，但批评界对他的肯定集中在“陈奂生”系列)。或许路遥的《人生》和后来的《平凡的世界》更接近这个传统。显然，在80年代，回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不能据此规划和引导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可能回到常态时，还有一个“回到文学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贯穿“八十年代文学”始终。 文学创作本身已经突破了某种新的规训。1985年后来被称为“小说革命”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有阿城《孩子王》、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王安忆《小鲍庄》、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韩少功《爸爸爸》、残雪《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史铁生《命若琴弦》、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陈建功《找乐》和刘心武《5·19长镜头》等。其实，不必说1985年，早在8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秩序已经无法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来区分与评价。1980年到1984年间，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重要作品：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王蒙《春之声》、汪曾祺《受戒》、赵振开《波动》、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邓友梅《那五》、铁凝《哦，香雪》、陆文夫《美食家》、贾平凹《商州初录》、冯骥才《神鞭》、阿城《棋王》和林斤澜《矮凳桥系列》等，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经打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而其中很多作品，产生于1982年“现代派”引起争论甚至非议之后，可见文学创作已经常常超出理论和批评言说的范围。 对照创作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八十年代文学”的文化生态其实是复杂多样的，各种思潮、观点的冲突并未因创作的多样化而停歇。在“八十年代”这样一个“共时态”结构中，各种文学思想、观点的碰撞，集中了历史和当下的问题，冲突、妥协的现象成为常态。谢冕等人的“三个崛起”、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周扬《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王晓明与陈思和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等是一条线索，与之对应的另外一条线索也十分清晰有力。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在重新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后，仍然面临政治立场的问题。1982年5月，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毛泽东1939年至1949年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公开发表；同时，陈云1943年3月在党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也公开发表。为陈云讲话发表加的按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而不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文化人。既然是共产党的一分子，就必须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端正作风，严守党纪，准确、完善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符合或基本符合上述要求的。但也有极少数人，党性很差。个别党员甚至沾染邪气，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把自己改造、提高成一个真正符合党员标准的文艺工作者，这是全体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当前和长远的根本任务。”⑥这一按语对党的和非党的文艺工作者都提出了要求，并且认为，如此，“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兴旺就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文艺报》编辑部为此召开了在京的部分党的和非党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座谈会，座谈会纪要的前言这样概括会议成果：“会上，自始至终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充分肯定近几年来文艺界取得的重大成绩的前提下，与会同志对目前文艺界存在的某些歪风邪气，进行了初步的、尖锐的批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