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六十年”作为当代文学讨论的基本范畴时，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时间单位。在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的整体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原点”式的阐释框架，这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时期”文学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当代文学的历史被理解为两个“三十年”、两种对立的文学规范乃至两种知识范式之间断裂和冲突的历史。新世纪语境中提出的当代文学“六十年”，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时间概念，而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这为人们去探讨、反省80年代的“新时期”意识与“新启蒙”思路提供了新的历史可能性。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80年代却常常并不是作为“历史”而是作为“现实”，存在于当下的文学视野和历史意识之中。80—9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生的转变，常被描述为与70—80年代的变化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一次转型，“后新时期”、“后现代”论述的提出和关于“80年代终结”的讨论，便是这种意识的呈现。不过，在更多的研究者那里，这次转型一直被理解为一种外在于文化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制性介入。它使得八十年代像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和一段“未完成的历史”，其历史价值和意义非但没有耗尽，反而正是需要在以后的时间中被延续的对象。也因此，关于80—90年代这一次转型在怎样的意义上发生、如何对之做出评价等，一直以来都是受到争议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诸多思想与文化论争，比如“人文精神”论争、“学术”与“思想”之分、“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等，其实并不是90年代文化的内部论争，而应当被视为90年代意识与80年代意识之间的交战。这种种分化与论辩，有许多都并不是在对80年代历史做出有效的清理和辨析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往往变成了各执立场的意气之争，或流于印象式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尽管对80年代的理解存在着上述种种争议，但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当代中国二十多年的历史，又恰是把80年代形成的新主流文化观念和知识体系持续地合法化、常识化、特别是制度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寄身其中的整个知识生产体制，其实都形成于80年代。正是借助二十多年的学术规范、学科建制、学院制度等的重构与完善，80年代形成的文化观念、历史意识和知识结构已经成为了“自明”的知识，也成为了人们理解整个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合法性依据。文学研究界的状况就更是如此。80年代文学常常被作为“批评”而不是“文学史”，它的基本知识前提和文学规范仍旧来自与80年代同步确立起来的那些文学批评实践。正如程光炜形象地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文学类似于一个“认识装置”，通过它，“‘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被看作‘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八十年代”。而这样一套在80年代形成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不被反省的观念体制①。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当代文学的六十年历史作为整体提出，首先需要反省和思考的，正是80年代形成的这种关于文学的制度性知识。惟有如此，才能跳出80年代那种看似无色的“透视镜”，而在更开放也更广阔的视野中来观察整个当代文学历史。“重返八十年代”的初衷，也就是把80年代文学从一种仍在现实中发生作用的观念体制与制度体制中解脱出来，让它回到自身的历史语境和知识前提之下，并真正被历史化。 历史化的关键步骤，乃在于揭示这样一种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文学与知识如何历史地建构自身，呈现其运作的历史轨迹。“新时期”文学知识与“新启蒙”式的文化观念之所以常常是“自明”的，是因为它们提出的总是那些看似具有普泛性的价值范畴、那些本体论式的文学知识，如“文学本体”、“人性”、“现代化”、“审美”、“文化”等等，而不是如50—70年代那种可以轻易地看出其“构造性”的特殊范畴，如“政治”、“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李杨在提及这一问题时谈到，对于50—70年代文学，人们总是可以轻易地区分出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尤其是文学制度、政治运动对文学的控制；而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文学制度”如何规约和控制文学的形态却被充分自然化和非历史化了。这也正是人们如此自然地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来描述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差异性的原因所在。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李杨提出，这主要因为两个历史时期通过文学而展开的“政治实践”的具体方式不同：“为什么一提起‘规训与惩罚’，我们就会想到50—70年代文学呢？这是因为50—70年代的‘规训’采用的都是看得见的外在的力量，比如开批斗会啊，把作家批评家投进监狱啊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暴力，一目了然。80年代的‘规训’为什么不容易辨析呢？那是因为80年代的‘规训’主要采取的不是这种外在的暴力形式，而是采取内在的方式实施的。……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让外在的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化为你的内在的要求。”②显然，揭示出80年代文学实践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文化政治”或在“无意识”领域实践的政治，无疑有助于打破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框架，以及将80年代文学实践合法化与自然化的主流观念。呈现新时期文学自身的“政治性”，也就是显示它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知识/权力机制的运作方式，从而把它从那种超越性的价值判断层面，拉回到具体的、在复杂权力关系博弈中将自身合法化的历史实践层面。这无疑是把握80年代文学历史化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