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是这些年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程光炜和他带领的几位年轻学者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通过审视、清理20世纪80年代重要文学事件以及相关的文学史叙述，重读重要文本，试图重叙、重释历史。这些成果，已结集为《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程光炜著)(以下简称《文学讲稿》)和《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杨庆祥等著)两书出版。“‘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这个短语，是阅读这些成果的一个切入点。“作为方法”在他们的工作中，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借助对“八十年代”的重返，来获得对当代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知。80年代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当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联结点、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各种问题、各种文学观念和写作“传统”形成紧张对话、转换的时期，是把握、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经验的节点。二是“学科”建设上的考虑。最近一段时间，程光炜多次在文章中谈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他对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现状显然不很满意，认为学科整体上呈现某种随意性和批评化的倾向。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不能将问题放置在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学科知识本身缺乏积累，都是这种倾向的表征。他强调要通过“历史化”来确立当代文学的基本规范。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存有犹豫、矛盾。他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对研究深入的妨害，看到因此常被归结为“不成熟”、而在“学科等级”上被置于“低阶位”的尴尬。他当然也明白，“成熟”、“稳定”不一定都是好事；不确定性和与现状紧密关联的“批评”因素，其实正是“当代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它的“活力”的来源。在这方面，我们都面临着“锁住历史”和“开放问题”的矛盾，受到这一矛盾的困扰。 “作为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的第三层涵义，是借助对80年代的重叙，探索清理、返回“历史”的有效途径。这里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既有的历史叙述、既有的研究成果，如何与它们进行对话的问题。对此，程光炜提出的是首先应该有“同情”、“尊重”的基本态度。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新鲜，在学术史、文学史研究上，所谓“同情”、敬畏等，甚至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共识，大家也都经常将它们挂在嘴边。不过说归说，实践中还是问题多多。譬如，面对具体的对象、问题，我们是否有真诚态度理解对象的特定处境，有耐心认真清理其理论、行动的内部逻辑？是否能找到处理“尊重”、“同情”与对它的质疑、批判之间的颇费斟酌的关系的方法？而发现、揭发在既往的历史叙述中被遗漏、遮蔽的重要事实和论述，“同情”、“尊重”也是对见识、智慧的必要支持。举一个例子说，9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论著的评述中，很少见到提及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以下简称《思潮史》)，它是一部被忘却多年的著作。前些年，因为“十七年文学”研究突然成为热点，我曾向几家出版社提议重版这部书，以免许多已经讲过的事情，已经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判断，在一些人的文章、著作中，好像是自己首先发现似地从头讲起(而且讲的远不如《思潮史》清楚)。可是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采纳，理由是这本书已经“过时”，学术水准不很高。《思潮史》自然不是学术“经典”，多人合作让全书各部分水准不大平衡，而体例上史、论关系处理的失当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是在对50—70年代文学，特别是这个时期文学事件、文学思潮的演化状况的叙述上，仍是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所以，当我在《文学讲稿》中读到对这部著作的认真评述、对它的价值的肯定时，有点意外也感到亲切。程光炜对它的理论立场和思想线索的概括，无疑是精当、富有启发性的。他指出，《思潮史》借助多重的“剥离”的清理方式，来激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残存的历史活力，赋予它以新的涵义，并以此预设了比50—70年代文学的更高的文学形态(“新时期文学”)。这是在革命文学“内部”对“当代”所进行的清理、反思。对《思潮史》“过时”的判断，最早其实不是出现在今天，而是出现在这部著作诞生的时候。朱寨和他的同事们虽然80年代初就开始这一工作，但书的出版是1987年。那个时候，文学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主流论述，已经推衍出质疑、否定革命(革命文学)的倾向。《思潮史》这种挖掘革命文学“内部”活力的思路，在当时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欠缺反思的尖锐和彻底性；它实在是诞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记得1987年岁末，我和张钟、黄子平去参加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思潮史》研讨会，从发言和私下交谈中，就已经清楚意识到对这种反思路径在评价上的分裂。“过时”其实也是我当时有的、现在需要反省的感觉。《文学讲稿》对这一被忘却、遗漏的文本的“发现”，正是在深入历史情境时，秉持谨慎、同情态度的具体体现。 当然，历史重释不是简单地“将过去推倒从来”，不总是要掀起“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的运动。因此，在显示被遮蔽、扭曲的方面的同时，如何处理已构成主流论述的那些论述，也是另一性质的难题。简要(但也粗糙)地说，在80年代，如果《思潮史》是从中国20世纪革命文学的“内部”对当代的反思、清理的话，那么，李泽厚、刘再复等以启蒙主义作为思想支撑点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从“外部”进行的清理。现在，当我们意识到“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遗产有其不应被忽略和过早丢弃的某些价值，并进而重视那种从“内部”进行反思的论述，而对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有所质疑、批评的时候，那也并不就意味着后者都站不住脚，要全部推倒。况且，这里的“内部”、“外部”的划分也并不能绝对，它们之间在目标上，在享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上，都有许多重叠交错之处。《思潮史》所竭力标举、召唤的胡风、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此二人对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对作家“主体性”一贯的重视，都说明了这一点。周扬、胡乔木、王若水、陈涌、李泽厚、刘再复、朱寨、陈荒煤、夏衍、严文井等等，他们之间有分歧，有重要差异，但也不是就完全对立。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我们理解得要复杂。这样，比起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更为考验我们的事情是，如何“避免用意识形态作简单的立场区分，而立足于建立一些复杂的模式”①，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 “同情”、“尊重”等，本来就与人的情感、感性生活相关。它们不仅关乎概念、理论、逻辑，更包含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历史经验、感性生活内容。在历史研究上，知识与信仰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个人经验在人文学术工作中需要加以警惕还是应该积极加入，这些都曾有过争论。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者的身份认定，个人经验是无法完全排除在外的。程光炜作为80年代的“亲历者”，曾感受到当年的“丰富的痛苦”和“艰难的思考”，他当然不能接纳目前有些“八十年代叙述”的“轻松化”和“休闲化”。因此，在研究中，也关注那些观点、论述背后的感情体验，曾有的痛苦、欢乐、激情和期待，实在十分必要。因为那些“历史认识的获得，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摸索”②。如果对几代人的感受，对他们长期孕育、积聚的激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过分夸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对80年代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论述确立所起的作用。夏志清在80年代自然影响很大，但又可以说，没有夏志清，现代文学史的启蒙主义论述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