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6-0042-08 关于1950年代的台湾诗歌，有这样一组数字值得关注：1950年代台湾出版的诗集有171种，1960年代233种，是个并非歉收的时期。其中蓝星诗社37种，创世纪诗社28种，现代诗社33种，其他诗社和个人自印的诗集约有三四十种，超过诗集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诗歌评奖情况也值得关注：1950年起，张道藩主持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每年“五四”和11月孙中山诞辰两次评选短诗、长诗奖，很难避免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但1955年端午诗人节开始评选新诗优秀作品和1957年成立的“中国诗人联谊会”编选诗集，则带有较浓郁的文学民间色彩了，余光中、白荻、林泠、向明、洛夫、罗门、痖弦等青年诗人由此脱颖而出。1950年代有影响的诗刊《新诗周刊》(1951)、《诗誌》(1952)、《现代诗》季刊(1953)、《蓝星》周刊(1954)、《创世纪》(1954)、《南北笛》诗刊(1956)、《今日新诗》月刊(1957)等基本上是民间诗社和诗人所办，尤其是《蓝星》、《现代诗》、《创世纪》三大诗刊几乎“一统”了此时期的台湾诗歌，而其内部有着多种诗歌创作实践。这种情况提醒我们，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存在着政治性“战歌”、“颂歌”外的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事实上，1950年代的台湾诗歌是同时期中国诗歌中成果最丰盛的(谢冕先生在2008年澳门大学“第二届汉语新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谈到，他主持编选“中国新诗大系”，1950年代卷入选的诗中台湾诗歌居多)。这种丰富性中，“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是两个最值得关注的诗歌空间。 1952年余光中出版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时，梁实秋著文称赞《舟子的悲歌》是“一本兼容旧诗和西洋诗的新诗集”①。“兼容”而成“新诗”，不仅是余光中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1950年代台湾诗歌在政治压抑下突围的重要路径。这一路径在诗人各自的创作实践中慢慢形成，不仅使“五四”后的新诗传统得以延续，而且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这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1950年代尤为珍贵。 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颂歌”和“战歌”占据“主流”，其中一些作品被看作“感情深至，意向真切”而得到传布，如获1957年诗歌奖的《革命之歌》(邓滋璋)赞颂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如一粒种子/虽被久久地埋在黑暗的土中/微小的生命仍鼓舞着向上的意志/冬天踩遍，依然不死/只等春雷来引发暴动，如一场革命/然后去更新地面的风景。”王禄松1956年获诗歌奖的《栖霞山》被看作“意象活泼雄壮”：“是满天彩霞飞来山上做红叶，/还是满山红叶飞向天边做彩霞？/当我挟着斜阳，迈上山冈，/我的诗心被熊熊的叶火，煮得十分斑斓。/是一抹斜阳煮熟了万顷红叶，/还是无边红叶煮熟了一颗斜阳？/当我们披着明霞的金缕衣，步上山冈，/我的歌风，把红叶吹起像火蝶飞扬！”这些“颂歌”、“战歌”虽有想像、激情，却难以摆脱“战斗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深刻反映出台湾1950年代的文学危机。 与此同时，“五四”后新诗的传统仍在台湾诗坛顽强展开着。1956年覃子豪(蓝星诗社)和纪弦(现代诗社)的论争、1959年苏雪林和覃子豪等的论争围绕“中国传统”和“现代西化”展开，正是“五四”后新诗传统在台湾1950年代环境中的不同展开。覃子豪1930年代在北平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和日本东京中央大学，诗艺视野较开阔，抗战期间所出诗集《自由的旗》和《永安劫后》已经走出个人苦闷世界，表现民族苦难和觉醒。1950年8月他在台湾花莲写下《追求》一诗，诗人面对落日西沉的茫茫大海展开的想像，既有特定年代的不懈追求，又有不甘于生命沉沦的感叹；既有现代意象象征意味的多义性，又会唤起项羽、荆轲等的古典想像。看重“自由的创作”和“诗艺的本质”，表现生命力的内涵更是覃子豪诗歌坚持的追求，1951年他和诗风一向“温柔敦厚”的钟鼎文(其诗在1930年代就受到王任叔的高度评价)在《自立晚报》出版《新诗周刊》，1954年移至《公论报》更名《蓝星周刊》，蓝星诗社因此问世。此后，覃子豪对台湾新诗运动出力甚大，被称为“诗的播种者”。纪弦1930年代在上海就与戴望舒、徐迟等合资创办《新诗》周刊，所出《行过之生命》等三本诗集已享有30年代现代派诗名。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和“诗领土丛书”，在战时沦陷区延续了战前现代派的艺术脉络，他此时的《夏天》等七种诗集也坚持“纯诗”立场，强调主知倾向。1948年纪弦到台湾，担任中学语文教员的他依然钟情于现代诗艺，1953年主办的《现代诗》季刊和1956年发起的“现代派”都反映了他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的“成就好比一座既成的金字塔”，现代诗“要在另外一个基础上，建立一座千层现代高楼巨厦”②的信念出发，努力倡导现代主义诗艺。苏雪林这一“五四”文学宿将也是从对1920年代的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评价出发来批评台湾1950年代的“现代派”诗潮的。所以他们之间的论争正是“五四”后新诗传统的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论争是根植于1950年代台湾诗坛的现实土壤的，例如覃子豪在与纪弦的论争中就强调现代诗要注重“自我”的即“民族”的主体性，而针对苏雪林对台湾现代诗的批评，覃子豪则指出，台湾的现代诗不但与中国大陆李金发、戴望舒等的象征诗有很大不同，也与法国象征派诗歌有很大差异，它是一种融合了许多新影响之后的“综合性的创造”③。这一见解中包含了台湾现代诗蜕变的本土实践，它有可能日后使台湾外省籍和本省籍诗人的现代诗艺努力合流。而在1950年代，它起码表明了，台湾现代派诗社的努力是在政治压抑下的文学突围，而这种突围在诗人个性的创作中有了丰硕的收获，其中的经验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