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何言宏/林建法 最初的记忆与写作 何言宏：你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初出生于湖北省武当山下的丹江口市，什么星座？ 王家新：双子星座。黑暗天空中的对位法，或“翻译的对位法”。不过，我对这些并不迷信。我只是喜欢这样的词语。 何言宏：能否谈一谈你对这个世界的最初记忆？——我一直以为，我们对世界的最初记忆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性格，也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我自己就很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王家新：最初的记忆是在石头上磕磕绊绊的那种很黑暗、很模糊的感觉。二○○三年夏天重回我童年时生长的武当山下的“遇真宫”——据说那是张三丰当年练武当拳的地方，解放后那里变成了县二中，我父亲是那里的老师，我半岁时被抱到那里长大。当我注意到宫院内那一道道高高的青石台阶，我这才明白了我最初的生命记忆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这还真有那么一点隐喻的意义，一个孩子，在黑暗的石头台阶上爬上爬下…… 何言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几十年，可能还真是这么走过来的。你的第一篇作品——也就是你的处女作，还有印象吗？ 王家新：“处女作”现在肯定是很难回忆了，如果有，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写了两首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写诗，便很兴奋地拿着这两首诗找到学校的教导主任，想请他看，因为据说他的文学水准最高。 何言宏：那他怎么说？ 王家新：他一看，眉头一挑，“嗯，这是不是抄的？”这就是说，他怀疑我也能够写诗！从此，我再也不把我的诗给任何人看了。也许，那就是我的“处女作”吧。 何言宏：那是哪一年的事情？还记得诗的内容吗？ 王家新：内容完全记不得了。那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应该是一九七三年吧。 何言宏：上初中的时候，我倒是写过不少所谓的“格律诗”，现在想来虽然是不值一提，但是凑韵和拼凑字数之类的调遣、推敲和讲究语言的习惯，倒真是不无益处的。还是来说你的这首“处女作”的遭遇。现在想来，还真是一次不小的挫伤。 王家新：刚才你问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也许就是这样走上的吧，很孤独，也不被人理解。我父母都是普通的中小学老师，父亲最初是县中学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 何言宏：他们教的是——？ 王家新：他们都教语文。我父亲是解放前上的初中高中，是湖北省全省都很有名的中学。他的语文功底很扎实，而且还学过英语，现在还能说几句呢，其他老师都很推崇他，有什么字词不理解的都问他，尊称他为“活词典”。 何言宏：那他对你应该会有很好的熏陶。 王家新：肯定有影响，我父亲虽然对文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和兴趣，不过他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造句”，每次他出词要我“造句”时，我就动脑子了，一定要造出一个最棒的句子来！这大概就是最初的文学训练吧。后来我进一步爱好文学，这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说上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写作文了，老师经常表扬我的作文，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文革”期间感受到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父母出身都不好，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 何言宏：当时写作文的情况你还记得吗？我想起捷克作家克里玛的一篇文章《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在这篇文章里，克里玛记述了自己小时候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一次作文的经历。在没有自由的集中营中，他却写的是森林里树木生长的自由。正是在这次作文中，克里玛体验到了写作带给他的自由，“知道了写作可以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从而也帮助他“确立了未来的召唤”。 王家新：小时候写作文的情况记不清了，但我很清楚地记得老师表扬我时的那种激动的表情和声调。可以让自己的老师变得很激动，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地大声朗读，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命运为我准备的一双怀抱” 何言宏：刚才你说到你父母的出身都是地主，这样的出身在那时的处境可想而知，能就此多谈谈吗？ 王家新：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地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命运无论在“解放后”还是在“解放前”，都很不幸。我的祖父在我父亲两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何言宏：那你的奶奶—— 王家新：我奶奶就守寡啊，她一生首先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祖父去世后，我奶奶独自带着我父亲，靠家里的几十亩地和小磨坊，同时依靠娘家的帮助，供养我父亲读书，非常非常辛苦。但到了土改时就不仅是辛苦了，那叫“打倒”！湖北省的土改非常严酷，那时家产超过六十亩地的地主都要被枪毙，不仅是要被剥夺全部财产，而是要被枪毙。 何言宏：湖北省的闹革命一直是很厉害的。 王家新：我奶奶因是“妇道人家”，人家对她稍微宽容一点，但是一切都被剥夺了，因为她留有一个戒指没有上交，后来还被告发了。我父亲因为高中毕业有文化，所以一解放就被征入土改工作队到外地搞运动，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会在家乡那么惨。他后来才转入县中学教书。至于我的母亲，她的父母都在均州县城附近——丹江口市以前叫均县，明清时称为均州，唐代的时候就有了均州府，陈世美就是我们家乡出的名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