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1-0114-04 王蒙是中国当代最具时代功绩和历史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整个汉语新文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时空链接点上的文学家。在新中国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王蒙几乎都有相当的文学贡献，这种文学贡献无不含有浓厚的理念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成分，这样的作家理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和重要研究对象。关于他的作品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批评的学术层次，必然意味着一种资源浪费，或者意味着某种学术责任的放弃。综观汉语新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内地文学研究界的现有情形，王蒙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资源性确认，仍然是个非常必要展开讨论的话题。因而，王蒙研究的学术理路的探讨同样大有余地。 一、王蒙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基本理据 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几乎每一番步履，无论是前行还是踯躅，无论是快捷还是蹒跚，都在王蒙的笔下得到了或浓或淡的显现，而且在不少历史的关节点上，王蒙的创作也作为重要成分加入到这样的步履。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春之声》、《蝴蝶》、《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等，均超越了文学领域乃至文化领域，成为了公众话语的魅力话题。这是一个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不俗的收获参与共和国文化史甚至社会思想史的文学家。如果说，未曾直接参与俄国革命具体进程的列夫·托尔斯泰因其卓越的文学创作被列宁称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P241)；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将王蒙称为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或许并无不当。通过他的作品，人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当代的社会与历史，了解中国不同阶层的文化与心态。因此，可以说王蒙占有任何一个汉语新文学家所无法比拟、更无法取代的历史地位。 然而，王蒙绝不是一个政治作家。他对于文学的执着和对于艺术的真诚显然远远超过了其它。他之所以能够在千万个新中国文学家中保持首屈一指的地位，乃在于他有着如此超常的自觉与驾驭力：使文学表现的路径既不与时代和社会现实脱节，同时又不至于淹没在政治话语之中。王蒙的创作充满着共和国各个时期的政治印记与痕迹，但他的作品从来不为政治而政治，而是从文学和文学家的透视出发，从艺术的辩证法出发，对政治问题和政治话语进行柔性的剖解和反映，而将刚性的质量全部留给了文学和艺术。王蒙小说卓尔不群又充满睿智的存在，无疑树立起了某种卓越的典范。王蒙始终对共和国的事业充盈着丰沛而炽盛的热情，这热情有时候会达到时代的燃点因而在敏感的神经中凝为一团燃烧的火焰，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这团火焰的温热，也不难从其燃烧之势中感受到被燎伤的危险与被吞噬的恐惧。于是，王蒙的创作不时引起阵营内部一些人的强烈排斥和忌恨，但作品所蕴含的饱满的艺术刻画和批判智慧，以及社会不断推进的民主开放进程，又使得这类忌恨和攻击的欲望终究无法再次酝酿成话语暴力，诸如1950年代后期对他的打击。 王蒙作为一个始终有追求、有创新姿态和成果的文学家，带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十分可贵的敏感与坚毅，不断地探索文学表现的新路径，并坚持在健康、优美和庄严的文学之路上正道直行。他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足以担当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镜子的部分，展现的正是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精神素质。在标志着作家艺术高度的文学流派与风格问题上，他不仅毫无固执褊狭，而是非常主动地敞开自己的审美胸怀，将各种主义的千姿百态纳入自己创作的五彩斑斓之中。他精通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新疆题材的作品已呈现出他的浪漫主义潜质，并带着艾特玛托夫①式的情热与感伤；同时他又将意识流、荒诞艺术等现代主义文学手法不着痕迹地、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民族化的处理之后，带进了中国当代文学视界，非常勇毅而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再次链接②。王蒙的艺术开拓与台湾、香港一度相当繁盛的现代主义文学既迥然不同，又彼此呼应，从而历史地支撑起汉语新文学的多元发展局面。 王蒙的艺术创新和美学追求从来不建立在过于独立特行甚至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的偏锋之上，而是始终坚守主体文学风范的雍容与丰赡，以一种历史的和美学的厚重度作为自己的价值参照和创新目标。他不是像其他卓有影响的作家那样，以偏利的刀锋甚至是尖厉的针锥刺激着阅读界和社会的良知，使得后者在一种被割裂、刺痛的痛楚与尴尬中被动地接受他们的作品。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轻易地发现，王蒙与王朔、王小波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虽然这三者往往被更多的评论家视为当代中国文学话语突破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也许，王蒙的厚重使得他无法获致其他二王文字的瞬间热效应，既无法像王朔作品那样形成某种阅读欲改变的风潮；也无法造成诸如有人愿当“门下狗”式的“粉丝”现象③。但正如瞬间热效应终究会瞬间消退一样，厚重的丰富所获得的历史认可，也终会以一种持续恒久的社会文化效应作用于社会文化自身。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王蒙无疑具有这种持续的社会文化效应，因而更富有学术价值和蕴涵。 王蒙是一个富有思想力的文学家，但几乎堪称亢奋的思想创新兴趣和社会文化敏觉使得他又从来不安于做一个单纯的小说家。他的文学学术思考乃至哲学思维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人们很容易联想到30年前他对鲁迅《野草》的创造性解读，以及近年来对《老子》哲学的深入浅出的阐释，他对于时代精神气质的把握不仅通过文学创作得以卓越的表现，而且通过富有判断力的批评，以一种理论绝响的方式萦绕于历史楼厦之梁。当中国文学在经济形式的挤迫之下向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退却之初，王蒙便敏锐地发出警醒：文学正失去轰动效应；当王朔作品以一种令人魅惑的形态和风格崛现于文坛、令人们不知所措之际，王蒙精辟地指出，这种不知所措正在于其“躲避崇高”的思想特征和话语冲击力。这些均无异于为懵懵懂懂地走向后现代思潮的当代文学在不经意间完成了点睛之举。王蒙诸如此类的批评和理论创见营构了属于历史的层层话语，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批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