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11-0057-04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茅盾在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中，先后写下了《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女作家丁玲》、《庐隐论》、《冰心论》及《落华生论》等文章，形成了“作家论”的批评文体。其间，他引入阶级分析的方法，形成了注重时代、社会的变动以及作家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以革命的、政治的、时代的要求来评析作家、作品的基本特征①。这一特征既体现在他针对男性作家作品展开的评论中，也体现于他的“女作家论”。 茅盾通常依据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点，判断一个作家对社会思潮的接受或拒绝。对女作家的创作也做如是观。他曾在《庐隐论》中谈到自己与瞿菊农考察庐隐《曼丽》集和《海滨故人》集的着眼点之不同，直言“瞿先生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感情表现的方式”，而“我们则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的题材”。这是因为：“一位作家在某一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中也可以部分的看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评价作家作品时，茅盾对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他指出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题材的范围很仄狭”，而对其早期所写《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等小说予以好评。尽管相比之下，前者显然更为丰满自然，后一类在艺术上则缺乏琢磨，粗糙生涩。茅盾评价说：“虽然这几篇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文章中，“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这句话不止一次出现，从一个侧面映衬出茅盾所赞许的创作姿态。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他同样首先关注作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向。文章一开始就比较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丁玲是一个被“五四”唤醒、从封建氛围中冲出来的“叛逆的青年女性”；早期的她有着“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其间，自然隐含着当时的丁玲还未走进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之意。茅盾显然不是一般地着眼于丁玲的创作历程和作品的社会内涵，而是自觉关注阶级因素和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而她笔下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则是叛逆的个人主义者以及“‘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在对丁玲其后的创作进行评论时，茅盾同样特别注意她的作品是否“更有意识地想把握着时代”。 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大家，茅盾对几位女作家创作倾向的把握和分析不乏精到见解，其间渗透了一定的性别因素。这种因素在茅盾的“女作家论”中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与多种因素特别是时代政治方面的因素糅合在一起。 “女作家论”均写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这段时间里，左翼文学活动中阶级意识凸显。不少作家、批评家怀着急切的政治诉求，在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高度注重政治功利性，以适应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及社会运动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茅盾本着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得失的宗旨，对批评对象做出了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作家群的出现可谓引人瞩目。茅盾选择冰心、庐隐和丁玲作为“作家论”的批评对象。这一选择与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有着密切关联。不难看出，这几位女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某些共性：首先，她们都是时代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女作家。其次，她们几位均有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之作。冰心、庐隐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作者，对社会题材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丁玲30年代初成为“左联”成员后，政治色彩尤为浓郁。此外，这三位女作家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受时代风潮和个人因素的影响，题材和主题都曾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转折性变化。而茅盾一系列“作家论”写作的意图，原本就在于“总结与发扬‘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寻找新兴文学更切实的发展之路”②。 在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具体分析时，茅盾对文学社会功能的片面理解以及两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隔膜使其认知受到局限。冰心创作于20年代的《繁星》、《春水》以及《往事》等作品，原本出自一个年轻女性的独特体验。其中有对理想和幻梦的抒写，也有对自身的开掘以及对社会的期待。但是，茅盾似乎颇难理解这位女作家在文字中呈现出来的情感世界和梦想世界。他在《冰心论》中以“三部曲”的方式把握冰心的创作道路，对冰心继早期创作“问题小说”反映“‘人间的’悲喜剧”之后，转而“从‘问题’面前逃走”，幻想“人间只有同情和爱恋，互助和匡扶”(《往事集·自序》)表示了相当的不屑，认为这是舍现实而取理想，“遥想天边的彩霞，忘记了身旁的棘刺”，对于正在激烈进行中的社会变革采取了一种“躲避”的态度。他批评冰心“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人生观”以及“爱的哲学”，认为她以“爱”去解释社会人生“一无是处”。年轻女性单纯的情感和美好的想象，在这里被看做“一天到晚穿着的防风雨的‘橡皮衣’”。因为在茅盾看来，离开了对现实的表现，“所谓‘理想’，结果将成为空想”，“所谓‘讴歌’，将只是欺诓；所谓‘慰安’，将只是揶揄了”！他还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在所有‘五四’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