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举国开始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或主动，或被迫投入了这一大潮，其中包括有些后来被学界尊为大师的人。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对于这事，吴晗的友人说法颇不一致。黄裳在为《吴晗全集》写序时认为：“说他是念旧情也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但据吴晗好友夏鼐在纪念文章中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吴晗“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便‘反戈一击’了。”言谈之间，对故人“反戈一击”颇不以为然。不过，夏鼐没有说明吴晗在何时“反戈一击”的。另据与吴晗有同门之谊的罗尔纲回忆，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吴晗的夫人袁震曾当着吴晗的面对罗尔纲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吴晗当即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罗尔纲据此认为，吴晗“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交，划清界限”。连吴晗在内，四个人四种说法，让人颇有罗生门之感。 如今，吴晗本人业已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与胡适的关系，折射出中国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复杂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吴晗自己的言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记忆心理学认为，当事者的回忆，总不由自主地进行筛选，过滤掉一部分自己不希望保存的东西，凸现出自己希望张扬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考察分析吴晗自述与胡适关系时的主要准则。 一九五○年，吴晗发表过一篇自传体的文章，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关于胡适，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八十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欣赏。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吴晗一九二九年秋季升入中国公学大学部，胡适作为校长，给他上过《中国文化史》课。次年五月，胡适辞去校长之职，他与吴晗仅有两个学期的师生关系。当时，胡适已是名满天下的学界领袖，吴晗只是初入大学的及冠学子，前者的著作与教学都对后者起一种启蒙作用。一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与六月二十九日，吴晗在中国公学时给胡适写过两封信，前信请教有关法显《佛国记》的问题，后信则讨论曹雪芹生平与生卒，明显受到胡适佛教史研究与《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他在给胡适的第一信里说：“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应该说是他向胡适求教的肺腑之言。后信是在获悉胡适辞职北上仅月余后写的，信尾附笔道：“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京大学去读历史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信，不知可以吗？”胡适是否代为介绍不得而知，但吴晗在胡适走后就要转学燕大，显然有追随北上的意味在。因而吴晗在一九五○年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在念下去也无聊”，是真实的想法；而自称“糊里糊涂跑到北平”，则是言不由衷的讳饰之语，他已不想暴露当初北上的真实动机。但直到此时，吴晗还是承认胡适在学术上对他的重大影响，把胡适对他“很欣赏”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他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思想时保持沉默，应该与这种回忆不无关系。黄裳说他对胡适“念旧情”，“未能划清界限”，都是言之有据的。由此看来，一九五二年吴晗对罗尔纲说的那番话，一方面固然有与胡适在政治上撇清的考虑在，另一方面，吴晗从抗战后期起明显左转，以至引来国民党方面“吴晗诺夫”的绰号，胡适也对人说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因政治观点上“君向潇湘我向秦”，吴晗从昆明回京后与胡适少有往还，也应不虚；但于胡适学术对自己的影响，并未一笔抹杀。故而罗尔纲说他在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划清界限，则未免过早。 一九五七年吴晗在其《自传》里再次述及与胡适的关系，一方面仍然保持着一九五○年的口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很赏识，介绍大东书局出版”；“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没有钱上学吃饭，胡适介绍我找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但另一方面，在学术影响上，吴晗已经有意识地做自我批判，他回忆在三十年代在清华求学与任教的经历说： 选课也只选中国史方面的，受陈寅恪影响很大。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虽然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读他们的文章却很多，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胡适和陈寅恪的考据，顾颉刚的疑古，都在我这时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虽然因为和另一些人接触，在文章中出现了一些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话，遭到他们的斥责，但是他们仍然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 虽然不得不承认“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受胡适、陈寅恪与顾颉刚的影响，但“深刻的烙印”等用语不再有自炫的成分，明显有逃离倾向。与此同时，不但在人际关系上声明“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是否如此，下文分解)，而且强调在学术观念上与胡适等人的分道扬镳，以至“遭到他们的斥责”云云。夏鼐所说吴晗一九四九年后“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大致持续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前，当然，其间已有从暗自肯定到有意疏远的重大转变。尽管如此，对胡适的学术给自己的影响，吴晗尚未全面否认。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吴晗再次提到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与《北京日报》记者关于研究历史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吴晗从自己学历史谈起，一再强调“我是自学的，过去自学，现在自学，没有跟过任何老师。这话说来不大合理，我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为什么还要说没跟过老师？”关于大学，他这样说： 又到上海中国公学念了一年。这时(一九二九年)我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到八十元稿费。拿到这笔钱后，我就于一九三○年跑到北京来考大学。……后来清华大学破例收我作插班生，我进了史学系二年级。 行迹编年依旧，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与蒋廷黻等对这段经历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却做了虚化处理。谈话另一处尽管还提及他们，口吻却与此前大相径庭： 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洋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 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有学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