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9)06-0142-05 中国当代“西部诗歌”，兴起于1980年代初，当时被称为“新边塞诗”，这一诗派曾在诗歌界波涌浪卷，形成了朦胧诗之外的另一股诗潮。1990年代以后，诗歌从文学的叙事主流中淡出，西部诗歌虽被边缘化，却在沉寂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摆脱了“新边塞诗”的局限，真正进入一种自由平静的创作状态，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优秀诗人，如被誉为“新诗运动史上的大诗人”的昌耀，鲁迅奖的获得者沈苇、李老乡、娜夜，中年诗人周涛、李云鹏、何来、林染、阳飏、人邻，优秀的青年诗人古马、叶舟、阿信、梁积林、贺中、杨森君，以及乡土诗人高凯、牛庆国等。可以说，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生活在新疆、青海、宁夏、西藏等处的西部诗人，人数众多，群星璀璨，成就斐然，他们的创作实绩像隆起的西部高原，业已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诗歌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应该受到理论界的充分重视，笔者在对中国当代西部诗歌的长期研究中发现，“西部诗歌”不仅昭示着一种执着而坚韧的西部精神，一种苍凉而悲壮的审美风格，它更有普遍意义上的审美趣味和丰富的现代性特征，而后者往往是被理论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的。因此，对西部诗歌审美情趣的探索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西部诗歌历史的追溯 提到西部诗歌，我们首先会想到边塞诗，想到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沙场，想到边塞征战生活，因为边塞诗的产生背景主要是与古代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新边塞诗的繁荣，从1950年代开始。国家对西部的开发和诗人们追随新时代、歌唱新生活的使命意识，使边塞诗繁荣再现，许多优秀诗人自愿到西部边疆去体验生活。像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闻捷的《天山牧歌》，邵燕祥的《到远方去》，阮章竞的《新塞上行》，和田间的《马头琴歌集》，都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他们的诗歌与开发、建设大西北的时代步伐同步，而灌注在“新边塞诗”中的，是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和拥抱明天的理想主义色彩。诗人们或是对劳动者精神风貌的展示，或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礼赞，他们共同遵守的是共和国诞生开始就确立的颂歌的主题。明朗畅达是新边塞诗的整体风貌，遗憾的是，由于新边塞诗受时代和当时创作观念的影响，审美价值取向单一，许多诗对生活和感情的展现流于表面，甚至成为政治和政策的传声筒。纵使堪称优秀之作的《天山牧歌》，也未能脱离这一时代特色的濡染。 “新边塞诗”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并引起关注，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初，当朦胧诗潮引起的激荡渐渐平息之时，一种以大西北地域特色为明显标志的诗歌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诗坛，呈现出方阵的规模和气势。身处新边塞诗派中心的评论家周政保敏锐地预感到这一诗歌现象的独特价值，他在1981年11月26日的《文学报》上撰文指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新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和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派’正在形成。”[1]新边塞诗的崛起，先在发源地引来了诗歌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引起了专门的讨论。1982年，甘肃西部的《阳关》杂志在第2期上正式打出了“新边塞诗”的旗号，主持这一栏目的是诗人林染。此前，《新疆文学》于70年代末也以“边塞新诗”为栏目，以大块版面发表了众多反映边塞生活的诗歌。此后，《人民文学》、《诗刊》、《萌芽》、《上海文学》等全国主要文学刊物，都开辟新边塞诗专辑。1983-1986年间，是中国新边塞诗的高潮。这期间，各地主要文学期刊几乎每一期都刊发了西部边塞诗人的大型组诗。为什么“新边塞诗”会如此快速的崛起？这与它凸显的精神品质和审美趣味分不开。“人们不再像五六十年代的诗人们那样对西部风情做浮光掠影地采撷或平面展示，而是将笔探入西部山水和西部人生的深处，努力开掘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个性。它们或以‘景’的独特给人以新鲜和兴奋，或以沉重的历史感给人以深刻的昭示，或以鲜明的现代意识激人奋进。随着新边塞诗的发展，诗人们不再看重对‘红柳’、‘雪山’、‘大漠’等直观印象的记写，而是透过表象，努力去开掘风情背后深刻的文化蕴涵。”[2]新边塞诗在开掘西部地域个性与呈现诗人生命个性上终于取得了一致。对西部地域美的开掘也正是对诗人生命体验独特性的捕捉与展现。在对大自然的生命关怀和谛听参悟中，西部诗人们重新发现了大自然的隐喻象征意味，知觉到了大自然更真实的面目，取得了和大自然对话的资格，于是开始重新互为确认，生命也在圣洁的洗礼中得以升华。 沿着这一诗歌流脉发展下来的还有1990年代的西部诗歌，我们把它们与新边塞诗统称为当代西部诗歌。由于当代西部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背景，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当代西部诗歌与古代边塞诗歌风格混为一体，而当代新边塞诗也的确以追求“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动态之美”(周涛《从沙漠拾起的传说》)为己任，诗歌评论家们也以此为标准对当代西部诗歌进行归纳与概括：“新边塞诗或西部诗作为80年代的新诗潮，既以粗犷邈远神秘的塞外风情及具象的抽象美而与归来的歌的现实主义之潮相区别；又以西部的原始性、野性与朦胧诗的现代意识相抗衡，从而成为鼎足而三的第三极。”[3]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新边塞诗“与岑参、高适、王昌龄……笔下的边塞画卷遥相辉映，不仅从诗的认识意义上，而且从诗的美学价值上，给我们提供了诗的血缘和衔接的契机。”[4](P772)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当代西部诗歌，一首一首地去解读当代西部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西部诗歌不仅仅是有“西部大汉”的个性，它还有“江南少女”温婉阴柔的个性。它在表现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之时也并没有忘记对生活趣味的发现与表现，这一点是当代西部诗歌最靠近诗歌本体的努力与追求，也是长期不为评论界所关注的当代西部诗歌中非常具有魅力的诗学特征。
